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阿伦特被艾希曼的伪装欺骗了吗——重审“平庸的恶”引发的争议

随着《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的英文版于2014年面世,西方学界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争论再度升温。很多学者认为,该书披露的材料表明：艾希曼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犹分子,并且非常狡猾,阿伦特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阿伦特对大屠杀的整体研究,并综合考察艾希曼的表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虽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犯罪并不是出自狂热的反犹动机,这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供述相一致,但她并不是轻信了艾希曼的狡辩,而是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她认为艾希曼不会思考,也不是说他愚蠢,而是说他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也不是指艾希曼只会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指他的犯罪不是发自邪恶的内在动机。     

阿伦特“根本的恶”的困境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汉娜·阿伦特“根本的恶”概念产生于对极权主义本质的理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人是多余的”,不仅超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人性观的适用范围,而且指向理性的认知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问题.当理性与极权主义之恶相遇,其困境显现为:只有“人是多余的”成为罪恶的动机,恶才是根本的;而一旦这种动机违反同一律,道德规定尺度就一并消失.为了解释道德的来源问题,阿伦特放弃了对于恶的理性探究,转向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反思.     

汉娜·阿伦特关于“恶”的理论

汉娜·阿伦特一生最大的思考重心是“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她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来自于其“根本恶”的概念。她认为“根本恶”是极权主义制度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史无前例的恐怖,而“平庸的恶”则是由于此状态中的平常之人被完全洗脑与控制之后,在丧失了人的自由性与思想性,从而丧失任何道德判断力的条件下所犯下的不自觉的恶行。阿伦特指出的这两种“恶”实质上是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揭露了现代社会极权制度下人性的丧失状况。     

从平庸的恶的角度看失信企业普通职工的责任

失信的企业及其领导人往往要承担来自社会的全部指责,而鲜少有人去指责这类企业的普通职工,其实这些企业的普通职工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文章通过借用阿伦特"平庸的恶"的理论,分析了失信企业普通职工应当承担责任的原因,指出了应培养职工的后果意识和责任意识。     

影片《朗读者》的多重主题探析

影片《朗读者》以其沉稳平静的影像风格和演员的精湛演技成为2009年奥斯卡的大赢家。影片通过讲述一段发生在二战德国的惊世骇俗的忘年之恋,探讨了在畸恋外壳下的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反思、对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的揭示以及关于道德的困境与法律的悖论等多重主题,呈现出二战之后年轻一代德国人对待德国历史与罪愆的复杂心态。     

政治判断的美学旨归——重思汉娜·阿伦特的哲学转向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政治世界乱象频仍,在极权主义的威压之下,公共社会日渐消弭。现代人精神生活层面出现的危机,最终演变成迎合纳粹暴行的"平庸之恶"。深鉴于此,阿伦特晚年从政治理论转向到哲学观研究,她借鉴了苏格拉底前政治的思维方式,并以康德批判哲学为理论框架,着重分析了从思维、意志到判断的理论线索。阿伦特的哲学观可以概括为一种政治美学:政治的美学性,意味着将人之为人、共同体之为共同体的完美理念,落实为可预期可实践的世界图景;人的判断力,是将完美人性与理想政制合二为一的独特官能,它能使公民在积极行动的同时坚守良知。     

论阿伦特的思想与《极权主义的起源》

虽然在表面上,当今世界早已不同于阿伦特生活的那个世界,全球化的速度远超阿伦特的想象。但是,极权主义的毒瘤仍然潜伏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里,没有被人们所清除。阿伦特提醒,人们能做的也只是保持理性而独立的思考能力,防止极权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所以,即便到了21世纪,阿伦特的思想仍然重要,反思和警惕极权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心理论和现实意义。     

平庸之恶与恶之取向——从《丽娜》探析卢卡斯笔下恶的平庸性

卢卡斯在《丽娜》里从系统力量、情境力量和特质取向三个方面揭示了平庸之恶的实质和表现形式,把犯下平庸之恶的个人完全同化于极权体制之中,使其默认极权体制所隐含的反道德、反伦理和反法制元素。情境力量的巨大压力会导致受害者放弃社会伦理或法律意识,激发潜伏在人性中的恶的本能,犯下毁损人权、人性和社会正义的平庸之恶。卢卡斯关于平庸之恶的描写不仅抨击了现代社会的反人类问题,而且还警示人们平庸之恶从未远离现实,旨在通过对恶的认知来陶冶心性,生成抵制平庸之恶的正能量。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从人学解析“魔鬼”的艺术形象

魔鬼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传统上我们通常把它单一地理解为上帝的对立面、恶的化身、人类罪恶的诱骗者,然而从人学的视角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魔鬼"的存在,纯粹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具有意义的,魔鬼既是人的本我的体现,又是人的自然生命力的象征。从魔鬼与上帝的关系、与恶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三个方面,并且以精神分析学、文化学、政治学为不同的切入点,才能认识到魔鬼这一艺术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内涵及其演变脉络。     

称量一切:界定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思想综论之一

陀氏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由意志,而自由又分"恶的自由"和"善的自由"两种,这样自由就成了人性与兽性的矛盾统一体.其笔下所有的人物都不过是对人性钟摆的最初、最低、最高的区间轨迹的勾勒,象征性地表现了人性终极性的本质维度:自由、罪恶、梦想的相互撕裂和相互充实、相互矛盾和相互统一.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一个称量一切的伟大作家.     

论阿伦特哲学的时代性

时代性是阿伦特哲学的显著特征。阿伦特哲学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她对极权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关注,对二者的反思和追问都彰显了阿伦特作为学者的良知与勇气,以及责任与担当。     

阿伦特帝国主义理论的三维透视

阿伦特曾因独特的极权主义起源的论述而名扬学界,然而她的帝国主义理论却鲜有人专门论及。殊不知聚合为极权主义的元素全然都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其剖析极权主义的前奏和序曲。本文尝试从她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帝国主义的产生条件及其与极权主义的逻辑关联三个维度,试图打开分析阿伦特帝国主义理论的缺口,并以此管窥她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全貌,以期为理论命题的深入探讨和回应现实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理解“奥斯维辛”:论沃格林与阿伦特之争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沃格林与阿伦特之间这场由《极权主义的起源》所引发的争论,隐约地透露出日后双方思考的走向,并在各自的思想旨趣上推进了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理解与反思。沃格林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研究方法、人性问题以及现代性困境的根源上存在思想分歧。重启沃格林与阿伦特之争的价值就在于,挖掘时代危机背景下两种不同思考方式的碰撞。     

远离与追寻——人类发展的宗教之路

宗教之路是人的堕落之路,人因作恶而远离上帝,人因向善而追寻上帝。哲学之路是上升之路,人生而自由,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向善的历史,是追寻上帝的历史,是没有上帝而又要自由地悬设上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要让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善、恶共存,而且要让每个人获得现实而全面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成为上帝。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平庸之恶”

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思想框架下解析小说《朗读者》中错综复杂人物的人性,重点分析小说女主人公汉娜作为一名从未接受过人性教育的普通人,在法律和道德面前,其人性是如何被展现和被定义的。人们总是对于"极端之恶"充满警惕却很少意识到正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平庸之恶"逐渐浸润到社会生活体系的各个角落。人性教育的落脚点应是良心,要把所学到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审视自我、理解他人,并善用智慧超越人性弱点。本研究期望通过反思"平庸之人"的"人性"来唤起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营建"完整"精神这项富于"意义"的工作。     

论《吉陵春秋》的“恶托邦”书写

在《吉陵春秋》中,在台马华作家李永平藉由"借来的空间"——吉陵镇万福巷,以异乡人的"恶托邦"情结投射想象国族的堕落失贞、罪恶原乡的含混无序,意在重构消逝的辉煌古文化中国图腾。李永平力图通过"恶托邦"书写在文本中的呈现,着力探究"恶托邦"的生成机制,彰显身份认同游移与离散的焦虑、文化原乡颠覆与终极追寻的美学追求。     

自我利益追求的"致恶"与"致善"

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究竟是导致恶还是导致善?对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究竟应该遏止还是放任?"致恶论"与"致善论"均有偏颇之处,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可能"致恶",也可能"致善".对个人自我利益追求既不能"堵",也不能"放",而应采取"疏导"之法.     

平庸的恶与极端的善——兼论刘连青新著《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

刘连青先生新著《正确解读〈娜娜〉和它的作者———重评左拉和他的自然主义文学》,以对左拉系列小说的导读,让我们回顾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中的城市化景观。面对商业资本推动的城市化,左拉运用自然主义的小说创作手法,深刻揭示出法国共和政治与复辟帝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错综复杂的二元制社会现象。左拉自然主义小说冷静观察的背后,是对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左拉小说偏于微观的感性创作,与同时代马、恩对社会革命的理性呼唤,在指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左拉一生,都在坚持人道主义,暴露专制政体中"平庸的恶",通过对"恶"的鞭挞,来追求人性普遍的美和善。善的极端,是良知的不忍——《我控诉》,是左拉小说创作思想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