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下绿色金融驱动产业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是提高环境绩效、推动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8年29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对我国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并使用系统GMM方法分析环境规制下绿色金融对产业绿色发展产生的动态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当期产业绿色水平会受到上一期产业绿色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对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有空间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为环境规制及绿色金融对产业绿色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我国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分位数模型

通过对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进一步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近几年是否成立.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短期内具有负面影响,但由于创新效率的存在,当环境规制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会由抑制效应转变为促进效应,即适当的环境规制会降低我国的产品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实证结果验证了中国是存在"波特假说"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要积极推动贸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支持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等对策建议,旨在推动我国绿色发展与出口贸易的共赢.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黄河流域经济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经济型环境规制将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十示范市为样本,采用固定面板模型探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 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关系;投资和费用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能间接协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两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且相较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的U形关系拐点到达的更早。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知悉各经济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原理,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针对各地区的异质性污染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施以合适策略,从根本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6—2011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制造业整体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进一步分行业来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有利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创新,但对清洁生产型行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此,政府应根据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     

湖南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SBM-DEA模型测算湖南省2011—2019年14个市、州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环境规制视角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专业化集聚与多样性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整体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趋于平稳,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集聚模式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门槛效应.专业化集聚对湖南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作用呈"U"型: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工业集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规制强度超过临界点后工业集聚开始对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促进作用;3)政府应不断完善工业发展政策导向,引导工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禀赋和环境规制差异,持续发挥多样化集聚优势.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解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政策差异,并考察随企业、产业及经济环境三层面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倒逼效应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相对最强,市场型规制的效果次之,公众参与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初步显现但相对最弱。环境规制的创新倒逼效应随着地区内企业环境责任水平、产业集中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及单一门槛特征。要确保工业企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外,还应从企业环境责任、产业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制度环境等多角度立体式促成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省际面板数据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企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和LSDV的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内生环境规制水平能有效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但严格的外生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U型。按区域划分进一步研究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外生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而西部却呈U型关系。因此,文章建议中国政府要提高环境规制,但需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行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中国各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均衡地提高。     

生产者服务进口、FDI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实证分析

作为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生产者服务进口和FDI提高了一国的专业化分工和生产率,从而促进了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文章根据中国制造业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与生产者服务业FDI相比,生产者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效应要更为明显,而且二者都更能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保险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进口最能促进制造业尤其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通讯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进口可显著促进资本技术密集性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但对劳动密集性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没有显著影响;建筑服务和金融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不明显.     

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及政策启示

环境污染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自发消除,需要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消除环境外部性,增加社会福利。许多学者和企业家普遍担心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会导致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使企业失去竞争优势,可能损害当地企业和产业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以波特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实际上不但不会损害企业或产业的竞争力,反而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增强其竞争力,从而在社会福利和企业私利之间实现双赢。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为政府解决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指明了一条新路,也为我国制定绿色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

利用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分时段层面实证考察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内在联系,并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强度。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全国和西部;国家五年规划环境考核政策实施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但该政策产生的效果具有滞后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路径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路径和环境规制的基础设施建设路径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最重要的传导路径。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影响 ——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如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恶化脱钩,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基准回归和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主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基准回归的静态结果中,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根据PVAR模型的结果,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动态效果,短期内环境规制有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长期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成本效应"和"补偿效应"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因此政府对于环境规制政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该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等标准进行差异化、个性化制定,实现各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发展.     

环境规制对我国造纸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伴随造纸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波特假说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在环境规制不断加强的同时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就环境规制对我国造纸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造纸产业技术创新的刺激达到了初期的效果;要想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对造纸产业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仍然需要一个政策调整与产业适应的过程。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超效率EBM模型和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精准识别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我国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运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2005—2018年全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借助GMM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W型变化且存在区域差异;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溢出示范效应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技术创新效应表现为“遵循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要素替代效应表现为要素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溢出示范效应则表现为外资技术的“减量效应”大于“提质效应”。     

环境规制、资源重置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能否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抓手,成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研究内容.将资源重置纳入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升级框架内,探讨环境规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激发行业内与跨行业的资源重置,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的作用,从而显著促进我国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对于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环境规制资源重置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高污染、中低技术行业要素投入变化、行业组成结构变动的幅度较大.结合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建立恰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激发要素流动以及企业退出、转产行为,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