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原型简析

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往往是以西方哲学解构中国义理之学的过程.但是,由于义理之学所依托的历史条件不同,故而在知识依据、思想旨趣、知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传统内涵,而不同于西方哲学.强调中国义理之学的传统特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简单地将义理之学比附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义理之学在建构人类"普遍哲学"方面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陈康哲学译介思想述评

在现代西方古典哲学译介领域,陈康先生的译介思想独树一帜.他重新诠释严复"译事三原则",以"信"为尊;提倡理想翻译,重建民族学术自信;针对翻译对象,因文而异,曾以九倍注释注解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重视哲学义理疏解,提出"宁以义害辞,不以辞害义"等译介主张.其严谨、深刻的译介思想不仅使他在国内学术界卓然自立,而且博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嘉惠并勉励着后学.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政治之为一种责任——古典政治哲学的启示

古典价值与现代价值的不同,导致古典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差异.以整体性为本位的古典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责任进行分配,这在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有大致相同的认同.然而以个体性为本位的现代政治思想把政治当做权利进行分配虽在现代社会得以确认,但仍有借鉴古代政治思想的必要.作者以古代希腊政治哲学与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为视角,对中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责任意识进行比较,阐述了古典政治责任的优先性及对现代政治的启示.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费尔巴哈人学思想的现代解读

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唯物论的出现,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他的人本学是在对黑格尔哲学与宗教神学进行否定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入学思想，对哲学中人的原则的确立作了最后的深化，为现代人类学思维范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老子哲学不是本体论——兼论古典本体论非哲学的开端

古典本体论是一种把世界严格地格式化为1的理论,是人把自己人性中的受动性一面发挥到了极致的思想认识。因为将生命的意识抽入到"本体",也必然是意识与存在同一论。因为消灭了人之生命的内在独特性,而把人生的绝对价值外化了,从而必然导致外在于生命的绝对价值体系。老子是秩序论者,并不是古典本体论者。老子所处的时代,中国社会已经越过了受动性思想占主流的时代,主动性文化的特征已经相当发达,以至于老子要创造一个思想体系来批判和扭转,这正是老子思想在其时的价值和寻找老子思想现代启示的根据。在古典本体论之前存在着多种哲学认识形态,把古典本体论作为哲学的开端是狭隘的。从生命的能力、行为层面来说,人的超越有限指向无限的思维———"玄思",才是"哲"的本义,理解了"什么是哲","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才能破解。人性除了受动性一面,还有主动性一面及自动性一面,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只有讲求人性的三个层面,才能完整地认识人自身,完整地对待人和实现人,学术探索才可能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创造出完整的福音。     

麦金太尔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比较

麦金太尔将马克思"实践哲学"作为启蒙思想的直接继承者,而自身则沿袭着启蒙批判的历史传统,企图回到"个体目的论"与"生活目的论"相统一的古典实践哲学传统,这一理论路径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从"生活世界"向"实践主体"生成的实践哲学.而二者截然不同的理论气质,可区分为后现代的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解"和(反)现代的"生存实践"存在.     

儒家思想现代应用的局域性定位

现代文化复兴建设,重要的原则在于对儒家思想的价值体认和应用定位。今天儒学在现代生活的应用定位,可以设想只把它限制在道德修持人格塑造的人学、社会伦理学说和哲学义理领域。对儒家伦理思想必须进行现代转换和实用性设计,实现文化的大众化,让“百姓日用而知”。     

对禅宗"终极解脱"的心理学分析

对禅宗"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超越精神"和"自由境界"进行了心理学阐释,论明禅宗<坛经>对中国传统心理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即它秉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一如的思维原则,发展了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方式,构筑了一种以心性理论为核心的新的心理生活样式;不仅如此,禅宗<坛经>对世界心理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的终极层面的心理学理论体系,对当代心理学理论的建构,尤其是对终极层面的心理学理论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鉴赏意义.同时,它对当代心理生活实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西哲学认识论分析

“天人合一”的思维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中“天”有复杂的多重含义,“天人合一”因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传统西方哲学经长期的逻辑演变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的发达使传统西方哲学具有明显的知识论色彩。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的环境问题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当代环境问题是社会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不同的哲学思维无论是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出现还是解决,其影响程度都极其有限。     

新文化运动前后柏格森思想传播与中国现代思想思潮的流变

新文化运动前后,柏格森被译介入中国现代哲学、思想领域,由此所掀起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直觉"思潮给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跨文化语境的西方学术资源,在我国思想界、哲学界及文艺理论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梳理柏格森思想传播与中国现代思潮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历程作出深入理解。     

《文化哲学》与生态文明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一部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是中国读者了解施韦泽提出和论证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和过程,并且探讨其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关系的最好资料。《文化哲学》的文化批判是其文化哲学的起点,敬畏生命伦理学则是其文化哲学的结论。而施韦泽所体现的向东方思想的转向和跨越,使其原本还没有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革命“的先声,并由此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     

说文解字谈修养之从汉字结构中感悟人之为人

汉字以其独特的形式、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哲理,为人们的品行修养提供了理性思考和深刻借鉴。围绕人之为人,选取日常使用频率较高、与生活联系较多的汉字,从中感受做人之要、为人之道,进行解读。     

经权、常变的智慧——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据

经权、常变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孔子思想中既有对"经"的坚守,也十分重视"权",甚至还使"权"获得超越于"经"的意义。惟有"权"才是人世生活中最难把握的方法,是道德伦理实践的最高境地。"权"是一门艺术,是融入族群日常生活的共同智慧。经有经道,权有权道。权虽是变,但有定则可寻,即董仲舒所说的"可以然之域"。能否合理适当地行权,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可能在认识论上被掌握,只能在每一次当下的亲自操作过程中才能获得。由经权、常变而中庸的思想理路,打造出中国人无执的哲学气质。儒家、道家都反对坚执,主张无执。对规则的遵守必须以有执为条件。所以,中国社会之法治局面的形成,仍缺乏足够的精神基础。在市场经济与后现代社会里,"经"已失去了养尊处优的地位,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张载哲学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研究》评介

李晓春博士的《张载哲学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研究》是一部研究张载哲学和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学术专著.李博士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独特视角,对张载哲学的核心命题“太虚即气”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张载哲学研究在当代受到西学研究视域影响而误读的结论.该书不仅仅是一部研究张载哲学的著作,还是一部系统的反思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学术著作.     

费希特和谢林人学思想的现代解读

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认识论思维范式向现代人学思维范式转换的桥梁或中介。德国古典哲学为实现这一转换与变革准备了必要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条件就是确立人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也是现代人类学思维范式的根本原则,康德是这一根本原则的开创者。而费希特与谢林则丰富和发展了人的根本原则,为现代思维范式的创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存在哲学视野中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批判现代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和危机的同时,旨在为这一社会提供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则关注于人的生存问题,力图通过对"存在"整体的深度分析来揭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并最终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得到克服。与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进路相比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以视为是面向生活世界的交往问题而提出来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现实起点,以交往行为为核心实现"交往范式"对"劳动范式"的理论置换,并通过对交往行为进行规范语用学分析将交往理性重建为一种规范的力量,揭示出植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之中的有效性规范,以此谋求对交往问题的规范性解决。     

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

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因而其叙述的方式也就表现出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最具有现代哲学意味的逻辑系统构造到一般性的思想史表达,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当中都可以看得到。这些叙述方法的类型与特点需要我们去梳理和总结,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理念与哲学史观,更是今天反思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寻求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会通,所必须要加以理解与阐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