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

明清两代以八股文取士,功名利禄之所在,在读书做官、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讨生活的读书人自然趋之若鹜,于是出现了大批的起承转合代圣贤立言的公式化程式化文章,从童生的“窗稿”(为应付考试而写的练习性质的八股文)到榜上题名之诸公的“新科闱墨”(乡试、会试优秀八股文选),汗牛充     

试论临川古代八股文的演变及历史意义

临川八股文,始于两宋,盛于明清。由北宋王安石首倡,并鼎力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实为中国封建社会“经世致用”的官方主流文化,对近千年来我国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临川八股文所倡导的“代圣贤立言”,强调立论的思想性和道德性原则;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强调学习考试的实用性原则等对当今的高考与公务员考试仍不乏其现实意义。     

从“代言”看明代戏曲创作对八股文的借鉴——以《香囊记》的“二重代言”为个案

"代言"是戏曲与八股文共有的基本文体特征。在人物塑造上,以《香囊记》为代表的八股化明传奇对八股文的借鉴体现在"二重代言"上,即代言主体通过演员为剧中人物和经史中的圣贤两个对象立言。代圣贤立言,即是借八股文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戏曲中的人物塑造已基本上蜕变为一种说理方式而存在。     

袁宏道与八股文

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的举业文体,袁宏道是一个性灵诗人,他虽然不是八股文大家,然而他与八股文的关系却也值得我们研究。以往常常是从袁宏道诗文理论的角度来谈及他对八股文的称许,而缺乏将这一理论问题还原到万历时的历史语境中,从而更清晰地了解袁宏道对八股文的态度。本文拟就这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袁宏道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明清"以时文为古文"的理论指向

明清时期的"以时文为古文"即"以八股文为古文".其理论概括指向三个方面一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八股文写作要素有助于古文,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技巧;二是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为古文树立了征圣宗经的榜样;三是从功能和价值判断出发,认为时文有害于古文,降低了古文的品位.对三种不同的理论指向应给予辨证的分析和评价.     

王夫之制艺观管见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著有《夕堂永日绪论》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八股制艺观。王夫之要求纯洁八股文体,对八股文的艺术技巧作了系统的探讨,包括:主体修养、审美范畴、法度意脉、字句锤炼、文体关系等内容,是其推尊八股文观念的体现。这与王夫之对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时继承斯文、干预现实的积极意义的认识分不开。     

论八股文与诗歌创作的嫁接——以尤侗的《论语诗》为考察文本

明清时期,八股文影响到了律诗的创作。清初,擅长作八股文的尤侗从《论语》中取题,运用八股文的扣题及起承转合的作法技巧,以八股文的代言方式来做诗歌,在代圣贤立言的同时,也自述心志,《论语诗》可以看做是尤侗入仕之前心志的剖白与总结。由于《论语》的语言风格是古朴简约,受八股文代言方式的影响,诗歌意境也就散发着古朴的韵味。但尤侗以通俗的意象、典故、事件、语言来表现题意,使得古朴之中渗入了通俗之趣,就诗体而言,可谓是标新立异。     

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清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文体,以“清真雅正”为衡量八股文章优劣的标准,此标准在《清代硃卷集成》保留的硃卷文章及批语中可见一斑。“理、法、辞”是八股文写作的几个必备要素,“气”依靠文章而呈显,硃卷批语基本都是围绕“理、法、辞、气”而作。“理、法、辞、气”这四方面是考官阅卷批语的具体操作层面,“清真雅正”是对“理、法、辞、气”的总体要求,考官从“理、法、辞、气”四个方面来衡量科考文章优劣及登第高下。这一标准与当时提倡的文风有关,它从明代的“醇正典雅”演进而来,因八股文的功令要求而定。此标准在清初就被明确规定下来,并呈逐渐强化之趋势。     

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论语》中的自然意象与圣贤品格

《论语》中的“松柏”、“山水”、“浮云”、“日月”等自然意象,从不同方面象征了孔子及其弟子所代表的“圣贤品格”的丰富内涵.“松柏”意象是坚心劲节、守正不阿的圣贤德性的象征;“山水”意象体现了体兼动静、且寿且乐的圣贤情怀;“浮云”意象则映衬了圣贤淡定悠闲、万事不磨的卓越心境;“日月”意象则预示了圣贤人生孤寂而永恒的不朽命运.“圣贤品格”对后世中国文学与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八股新编 文学别调——论游戏八股文的文学意蕴

游戏八股文是指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而写成的文学小品,属于俗文学的范畴。游戏八股文从正宗的八股文中衍生出来,但又与母体有着不同的品貌。按照不同的标准,游戏八股文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其独特的文学意蕴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形象心灵世界的开掘,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世态人情的揶揄和对自我孤愤的倾吐等。重新“发现”游戏八股文有其特殊的意义。     

从八股文的衰亡谈近代文化启蒙的特点和现实意义

作为封建社会末期一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八股文，它虽在我国明清五百年间的历史舞台上红极一时，然却在中古文化向近代文化悄然演进的世纪交替之际的1902年被送上了历史的祭坛。这种极富悲剧意味的角色转换，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风光”了几百年且被明清统治者捧为“以励实学而拔真才”①的“法宝”的八股文，会在清季走向衰落以致“寿终正寝”呢？我以为，尽管八股文的衰落以致最后被废除，如同它的产生与兴盛一样，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明清五百年间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倘没有像李赞、王夫之、颜元、黄…     

颜元伦理思想体系及其价值

颜元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正义谋利、明道计功”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开始产生于政治动荡的明末清初,直接受到实学思想体系的影响,并以发展国家经济为特色,在论证了人性无善恶的基础上,提出恶由“隐蔽习染”的观点,并针对圣贤救世的人才培养目的,阐述了“习行”方式的可行性。     

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

恩格斯在进行文艺批评时几次提到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在《卡尔·格律思〈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文中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观点来责备他……’”；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又说；“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恩格斯明确说明了自己是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来衡量和判断文艺作品的，并且总是把美学观点放在前面。对思格斯所提倡和肯定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何理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或曰美学观点就是“按照美…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哲学思考

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 八荣八耻是对传统道德的扬弃。是传统道德精华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荣辱观古之有之，荣辱之心人皆有之。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不同，荣辱观也是不一样的。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莎士比亚说过：“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二者互相结为一体；取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因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第一段]     

传统的修身治国之道及其现实意义

古今圣贤，都把修身当作治国之本。《礼记·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那么，传统的修身之法、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它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一、传统的修身之法古代圣贤以修身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本，不但终生奉行，修之不二，而且目标极高。《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天命就是天道，即天的意志，客观的规律。众所周知，客观规律是不…     

阳明心学的反理学倾向及其对明清文论的积极影响

明代中叶思想家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是从理学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阳明心学的出现不仅从内部造成了理学的瓦解,而且也为明清两代文艺新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催化剂:阳明心学以“情”为人“心”所固有的观点消除了程朱理学以性化情、存理灭欲的强制色彩,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中尽力表现人的情感和明清文论中“情感”论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提出的“心”本体论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大胆突破礼教规范、提倡抒写性灵表现个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阳明心学及后学对圣贤的绝对权威的否定和对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的推崇,也直接引发了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上表现出“语出本色”、“贵浅不贵深”的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     

永难忘,总理窗前那盏灯

每当夜幕降临，望着那万家灯火，我们的思绪就会飞向周恩来总理曾经住过的“二号院”，就会想起总理窗前那盏灯。周总理在世时，对我们大庆后关心，每个不同时期都做过重要指示，大庆的一切成就都浸透着周总理的心血．早在会战前夕，周总理就预见到这场会战必然是一场大仗、硬仗，于1959年12月亲临哈尔滨指挥筹备工作．他明确指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为大会战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1964年，大庆会战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周总…     

北宋理学思潮散论

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的观点出发，对流行的关于北宋理学的理解提出若干不同看法，认为：北宋理学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关联，其中儒家师道的复兴不容忽视；北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是庆历年间出现的社会思潮，对庆历思潮的意义和地位应有新的认识；从思潮的观点看周敦颐并非北宋理学的开山；王安石“新学”在北宋理学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理学初兴之际，儒家的“外王”取向较之“内圣”追求更甚，北宋政治的变故是改变理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

所谓圣贤气象,即圣贤风度、圣贤风范,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宋代朱熹和吕祖谦在《近思录·圣贤气象》中辑录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圣人的著述,首次专门论述了“圣贤气象”,“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值得珍视。在该书该卷中,肯定了历史上的十五人为圣人,具有圣贤气象,同时把大批历史人物排斥于圣人和圣贤气象之外。其划分是否圣人、有无圣贤气象的标准,主要是看他是否求道、明理、循理。道、理就是规律。旧圣贤气象观,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应该在研究借鉴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立足未来发展,大力倡导新圣贤气象。新圣贤气象的核心,是既科学务实,又文明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