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史》的成书年代及其编纂者

《白史》(《查罕·图克》)被视为蒙文古籍中珍贵的历史文献,早已引起蒙古学学术界的注意。到目前,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累累硕果,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编纂者及成书年代做一次研究。 一、《白史》研究概况 蒙古学专家学者们根据该书的这样一段记载:“审慎并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法白史》,初由查克拉瓦仑彻辰皇帝编著,后经呼图克图·绰克查松·古鲁肯·岱青·彻辰·洪台吉预知其真意,自松州城觅得之,并与维吾尔人必兰纳识里·微征固实之古本相校核,精心酌撰修订。至顺元年写就”。以此及所载内容得出推断。     

“五色四夷”考

“五色四夷”(蒙古语原文是tabun ongge dorben qari)一词,最早出现在《十善福自史》(以下简称《白史》)。而《白史》的写作年代尚有争议,现存《白史》出自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之手。他在序言中说:“审慎并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白史》,初由忽必烈……皇帝著,后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自松州城觅得,并与畏兀儿人比兰纳识里·武将国师之古本精心校勘修订。于至顺元年著之。”从这段文字看,说《白史》的作者是忽必烈汗,似乎不是没有根据。当然,他不一定亲自撰写过,可能颁布过有关规定,由其某文官所作。比兰纳识里可能于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奉元文宗图帖木尔汗旨意重新整理成书。二百多年后,又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校勘整理。     

论点摘编

《查干图克》(白史)原名初考布仁门德在《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上撰文,对同名异体的三部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中的蒙古族《十福经白史》的原名进行了考证。作者对《白史》名称先短后长的历史演变现象,从现有16种抄本中的9种名称考辨出,《白史》的原名为《十福经白史》。原名《十福经白史》源于古代吐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依据佛教“十善说”厘定二十条法律,史称《十善法律》,始创吐蕃的政教合一制度。“十福经”与“十善”同语,蒙藏尚白,以白色象征纯真善良,称     

《十善福经白史》浅译注析

[原文译文]:祈愿吉祥安乐之码哈兰萨圣主,永恒地成为南赡部洲之慧饰。上尊佛教始祖经主喇嘛及大元世尊至权可汗之真经之律如护身绫结牢不可解,尊贵可汗之法如金制紧箍坚不可摧。并行不悖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经白史》,初由查克拉瓦仑彻辰皇帝编著,后经呼图克图·绰克查松·吉鲁肯·岱青·彻辰·洪台吉预知其真意,自松州城觅得之,并与维吾金氏比兰纳识里微征固实之右本相校核,精心酌撰修订。至顺元年写就。 [说明]:此为序言部分,系呼图克图·洪台吉写校核本时所加。序言指出原文系由元世祖忽必烈汗所著。忽必烈汗颁布此成文旨令,不一定由他亲笔撰写,如人们所估计,可能     

评罗萨比《忽必烈汗:他的生平和时代》

80年代出版了一大批有关元代中国和蒙古帝国的新著。M.罗莎比的《忽必烈汗传》就是其中之一。罗莎比先生的著作使业余读者对忽必烈汗及元朝历史的了解更加完整。作为一部通俗的传纪文学,该著作的优点是语言流畅,所使用的西语材料对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及亚洲内陆历史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兀良哈蒙古族的灭亡

构成今之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改称蒙古国——译者)人口大部分的喀尔喀族,在占领外蒙古地域前,其地域被称作兀良哈万户(土绵)游牧之地。其远缘的一个部族,明代知其为朵颜卫,进入清代为内蒙古喀喇沁二旗和土默特左旗,其领主均以成吉思汗部将兀良哈之者勒蔑为祖。鄂尔多斯之萨囊彻辰洪台吉于康熙元年(1662年)撰写的著名编年史《蒙古源流》中,     

《查干·图克》的几种传抄本

1910年,蒙古书籍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Ц·Ж.扎木察朗诺在遥远的伊金霍洛发现了一册《查干·图克》,并以此拍摄了复本。复本收藏于俄国科学院亚洲部。不久之后,杰出的蒙古文化工作者扎米扬公在南戈壁发现了《查干·图克》的另一种抄本。该抄本收藏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立图书馆。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行     

《十善福经白史》浅译注析

愿吉祥安乐之玛哈兰萨真主,永恒地成为南赡部洲之慧饰.尊圣佛教始祖经主喇嘛及大元世尊至权皇帝之经教之律如护身绫结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如金制镣铐坚不可摧.审慎並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经白史》,初由查克拉瓦仑彻辰皇帝编著,后经呼图克图·绰克查松·吉鲁肯·岱青·彻辰·洪台吉预知其真意,自松州城觅得之,並与维吾金氏比兰纳识里·微征固实之古本相校核,精心酌撰修订.至顺元年写就.     

《十善福经白史》浅译

愿吉祥安乐之玛哈兰萨真主,永恒地成为南赡部洲之慧饰。尊圣佛教始祖经主喇嘛及大元世尊至权皇帝之经教之律如护身绫结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如金制镣铐坚不可摧。审慎并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经白史》,初由查克拉瓦仑彻辰皇帝编著,后经呼图克图·绰克查松·吉鲁肯·岱青·彻辰·洪台吉预知其真意,自松州城觅得之,并与维吾金氏比兰纳识里·微征固实之古本相校核,精心酌撰修订。     

《元朝秘史》正名

《元朝秘史》这个书名,出现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并收入了《永乐大典》。它是蒙文的《脱必赤颜》一书的汉译本。后来出现过几种刻本,以清末民初叶德辉的观古堂汇刻本为最流行。 此书共分二集,正集十卷,续集二卷,写成时间为蒙古窝阔台汗(宪宗)即位的第十二年庚子,亦即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其时下距忽必烈汗(元世祖)建立元朝的辛未,还有三十二年之久,译为《元朝秘史》,显然是不恰当的。近数十年来,一些历史学者感到《元朝秘史》这个书名不恰当,把它改称为《蒙古秘史》,我认为也未必恰当。 从全书内容看,正集的卷一写蒙古的起源至成吉思汗(太祖)的结婚,卷二至卷十写成吉思汗一生的战斗业绩,续集二卷写成吉思汗攻打金朝及其逝世,到窝阔台汗即位为止。对窝阔台在位十多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藏学研究

藏学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的一门传统学科。其基本研究对象是大量的藏文书面文献资料。蒙古人初次认识西藏文化始于13世纪,是时佛教首次传入蒙古,与该事件直接相关的是两位著名的藏族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们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7—1251年)及其侄八思巴喇嘛罗追坚赞(1235—1280年)。后者创造了方体字,依照忽必烈皇帝的旨令,方体字通行于全蒙古国。     

元代的寺院經济

(一) 在蒙古封建主統治下的元朝,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各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得到蒙古封建主的維护,允許其同时并存。其中佛教各派,尤其获得忽必烈及共后继者的大力支持,具有全国的意义。佛教在元代是被尊为“国教”的。依照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喇嘛教派的首領八思巴并被尊为“帝师”。从此佛教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的优越地位,忽必烈的后继者都对其崇奉不衰,頂礼有加。“每帝将立,必先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宫廷佛事費用,竞占元朝政費的大半。元朝最高統治者以下的各級封建     

《元代蒙古:十三世纪上半叶—十四世纪》简介

《元代蒙古:十三世纪后半叶—十四世纪》,蒙古人民共和国·达赖著,乌兰巴托,1979年出版。俄文本改为《十三至十四世纪的蒙古》,莫斯科,1983年。     

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漫谈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注重文化建设,创立了蒙古文字,产生了《蒙古秘史》这样的巨著。忽必烈更是标榜文治,注意学习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他选拔和重用汉族及其它各民族人才,建立学校,开科取士。科举考试主要用汉语。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一些蒙古上层统治者要想统治高     

元代浙江的农民起义

十三世纪后期,蒙古贵族在中国建立的元王朝(一二七一——一三六八),是一个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互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压迫各族劳动人民的封建王朝。人民所受的苦难极为深重。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这近一个世纪的黑暗岁月里,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盛极一时的元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就是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冲垮了的。元王朝自忽必烈死后,日趋腐朽没落。忽必烈以后的继承人,抛弃了忽必烈坚持统一进步、反对分裂倒退的革新路线,大大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土地集中的现象日益严重,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强占民田,进行土地兼并。有一家贵族占田竟达三十二万五千顷     

《圣武亲征录》的作者、译者考疑

《圣武亲征录》撰成于忽必烈在位时期,该史籍的译者及原作者是谁,史无定论。本文经过考疑,根据赵璧及孛罗丞相的生平事迹以及相关资料,认为孛罗丞相是该史籍原蒙古文本的作者,赵璧是该史籍的汉译文本的撰成者。孛罗丞相是忽必烈在位时期的著名史学家,他参预了《史集》蒙古史部分的撰写,《圣武亲征录》的内容尽含于《史集》中。     

也说“衙内”

半个世纪前,朱东润先生曾发表了《说‘衙内’》一文(1935年《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近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卷二)。此文认为,元杂剧的“衙内”是“一种有权有势,彻上彻下的世袭武职”。这一概括大体上是确切的。然而,当进一步“臆测”“衙内”的社会内涵时,却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此文还认为:“‘衙内’是当时的蒙古族兵官,而‘衙内’的行为,是蒙古兵官对于异族的迫害。”其根据有四点:一、“武职世袭的制度,直到元代,才算建立”;二、打死人不偿命,“是元代蒙古人法定的特权”;三、“打猎,这是蒙古人——也许连色目人——所有的特权”;四、“当时的蒙古军到处驻扎,所以蒙古兵官     

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

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属于西州回鹘,即高昌畏兀儿人。据《元史》记载,自公元1209年开始,高昌畏兀儿人归附蒙古王朝,从征花刺子模及西域回回诸国,并随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征灭南宋,最后留戍吐蕃及襄阳等地。高昌畏兀儿人进入云南,主要是从忽必烈及其统帅兀良合台,于宪宗三年(1253年)平大理后开始的,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又进来很多。畏兀儿人在世祖至元初曾参与征伐交趾、占城和缅国的战役,据《元史·世祖本纪》及《元史·外夷二》安南条说:当时交趾及占城叛服不常,曾     

《秦边纪略》所记的明代西海蒙古首领卜儿孩事迹

《秦边纪略》是清初的一部重要舆地著作。卜儿孩是早期西海蒙古的著名首领,他本是亦思马因的儿子,达延汗的同母异父弟弟,因在蒙古本部受到排挤,被迫率部迁徙到西海驻牧,最终被西征的蒙古本部所征服。《秦边纪略》一书对卜儿孩子孙的记载是错误的,作者梁份混淆了卜儿孩与固始汗二人。     

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

1985年1月,我和好友任昭坤合写了《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文章剖析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渭南之战(曹操征马超之战)的描写,指出了其中一连串地理错误,意在引起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的重视。五年多来,通过反复研读《三国演义》,特别是通过编纂《三国演义辞典》和以后的文史对读,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演义》中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技术性错误”;其中,地理错误便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在本文中,我想对这类错误作一番比较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