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崇焕与皇太极

袁崇焕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二十八日,卒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终年四十有七,皇太极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二十一日,终年五十有二。袁长于皇太极八岁零七个月,而早死十三年。今年正好是袁的诞辰四百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与广西藤县县志编纂委员会联合召开纪念袁崇焕诞辰四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相邀参加。我觉得袁崇焕一生的孤忠自效,含冤而死,过去和现在,都曾引起过史学界的莫大同情和重视,撰写了不在少数有分量的论:     

天花与皇太极对明战争

皇太极在位时期(1627—1643)是后金对明战争的关键时期,所以双方战争更加频繁。然而,这段时期也正是天花的高发时期。后金派兵征明主要是在第一年冬季的九至第二年三月期间,而四月至八月期间皇太极一般不派军队征明。之所以这样,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满洲人害怕染上天花。天花疫情在是皇太极的对明战争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凤凰楼

凤凰楼 ,建于清太宗天聪年间。是皇太极议事、小憩和宴会之所。清朝入关后 ,这里曾恭贮《五朝圣训》和《实录》 (后移贮崇谟阁 ) ,从乾隆十五年起 ,这里便开始存放清历代帝王及后妃的画像 (后来移往敬典阁存放 )。凤凰楼是歇山三滴水建筑 ,共三层 ,是当年盛京城内的最高建筑 ,登楼可饱览盛京城全貌 ,亦可观日出 ,“凤楼晓日”是当时著名的盛京八景之一。下层是通往后妃居住区的大门。门前悬挂的“紫气东来”匾 ,为乾隆第二次东巡时御笔所撰。《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一卷记载了一个与凤凰楼有关的故事 :崇德元年六月 ,即 16 36年 ,太宗皇太极在…     

满文蒙文旧档删改前后的清政权历史定位

本文拟就努尔哈赤天命十一年与蒙古科尔沁部王太子奥巴结盟誓词和皇太极崇德年间蒙文藏事文书档案译稿等两组史料作切入点,来解读官方编纂的汉文清太祖、清太宗两朝实录,揭示其刻意对满文蒙文旧档中的关键词语作了明显的润色与篡改,从而使以满藏蒙关系为坐标的清政权的历史定位,多处偏离历史的真实界限。     

入关前八旗蒙古科举考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清代延续了这一制度。入关前,皇太极改变努尔哈赤轻视文人的政策,以文治天下,大兴科举,分别在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和崇德六年(1641年)举行了三次考试,史书中也留下大量科举取士的记录。作为满洲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也曾积极参与科举。许多底层的八旗蒙古人,凭借科举博取功名,并顺利的入仕。     

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

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一批从“后金”天聪时期到“清”崇德时期的信牌。这批信牌,就牌面文字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除“宽温仁圣皇帝信牌”颁于清太宗皇太极改“后金”为“清”之后而外,其余两种信牌的名称、年代和用途,说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是“清太宗”时期作为证件和文件的;有人则认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17世纪初叶,明万历年间,以杰出的首领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族在我国北方崛起。努尔哈赤平息了女真族内部纷争,在1616年基本上统一建州和海西女真族各部落,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政权。接着便和明朝展开了争夺辽沈地区的战争,于1621年顺利的攻占辽阳和沈阳,建都辽阳,1625年三月又迁都沈阳,1626年8月,努尔哈赤死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正式称帝,改称女真为“满洲”,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博尔济吉特氏是科尔沁蒙古部落贝勒诺彦宰桑的次女,于1625年清太祖天命十年,嫁给皇太极,皇太极称帝后,成为清太宗的庄妃,后封为孝庄文皇后,生一子三女,子福临,继承皇位,号顺治。顺治称帝后,尊孝庄文皇后为皇太后。据历史记载,从17世纪初叶     

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

内蒙古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生卒日期为 :生于 1872年 6月14日 ,即农历壬申年五月初九 ,卒于 193 1年 1月 13日 ,即农历庚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试论清太宗皇太极对异民族的“恩养”政策

清朝入关之前 ,清太宗皇太极为与明朝、蒙古角逐 ,依靠满洲贵族之“八家”与八旗 ,对汉族、蒙古族之入金 (清 )者 ,实行“恩养”政策 ,为争取异族上层的合作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虽然该政策实施过程中尚存在许多无法化解的矛盾 ,但对清朝成功开国之贡献 ,仍是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的     

清代“蒙古衙门”设置时间辨析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理藩院起了重要作用。众听周知,理藩院是由“蒙古衙门”更名来的,这在清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清太宗实录》写道:崇德三年六月庚申日(公元1638年8月8日),“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朝通典》中也记载:“崇德三年六月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此外,《清史稿》一书记载:崇德三年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那么,蒙古衙门设置于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长时间来,在许多蒙古史研究者中一直众说纷纭。简言之,有如下几种说法:     

评皇太极在明清决战前夕的重大举措——从满文《天聪九年档》所见

公元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关内,农民起义军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关外,后金大军在辽东大地纵横驰骋,锐不可遏。腐朽的明王朝内外交困,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了。 是年,皇太极四十四岁,继父业已九载,身经百战的经历铸就了这位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汗王。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满族新兴地主阶级,不满足称王于东北一隅,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表明了他与明廷争夺天下的决心。五年以后,即崇德六年(1641)四月,明清双方在松锦地区进行决战,明廷几十万大军被击溃,遭到致命打击,残余部队龟缩宁远孤城,其余皆落入清军之手。此次决战的失败使明政府再无力量与剽悍的八旗军相抗衡了。 天聪九年是明清决战前夕至关重要的一年,皇太极审时度势,英明果断,采取了一系     

略论清初崇德会典的议定

清政权入关前颁行的部分法律、政令保存在“崇德元年丙子岁四月十二日登基后议定 (的 )会典”中 ,即《崇德会典》。近年有人撰文提出“《崇德会典》子虚乌有”,连所使用的史料都是虚假的。其实 ,清初皇太极时期是有《会典》的 ,将其命名为《崇德会典》不仅符合古籍整理所遵循的一般规范 ,而且在清初的司法实践中也能证明是运用了《会典》的     

论明末清军对索伦部战争的起因及其后果

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阿巴海清军对明朝藩属索伦部连续发动了三次战争。结果,阿巴海清军胜了,索伦部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三族联军败了。时间虽然过去了三百四十多年,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及其后果,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战争的起因 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儿哈赤死去,皇太极阿巴海即位。明崇祯八年(1635年)改女真为满洲,九年(1636年)收后金为清。从此,阿巴海主要向明朝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三年(1640年)、十六年(1643年)向明朝藩属索伦部发动了掠夺性战争,把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三族人民推进了深重灾难之中。     

清代八旗的旗帜

一清代八旗的产生时间和旗帜颜色,中外史学家,历来因袭:《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八旗通志》……等官书所载:产生于1615年(乙卯)的建州汗国努尔哈赤时代。颜色是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兰、镶兰的正(整)、镶(厢)八旗。可是,据一些文献资料记载,并对之分析证明;上述八旗产生的时间和旗色,是在清太宗皇太极时代。八旗制度是建于建州汗国努尔哈赤时期,但努尔哈赤时的八旗旗色,是黄、红、白、青(蓝)色画龙的四旗和黄、红、白、青(蓝)色无画龙的四旗。由这样的八旗变为皇太极     

谭嗣同“坐以待捕”原因初探

通过考察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权限问题,运用史料,对两个流行的观点,即“谭嗣同八月初三夜独访袁世凯”和“谭嗣同八月初九被捕入狱”,加以质疑,提出谭嗣同“坐以待捕”的真正原因,固然有为维新运动不惜流血的献身精神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当时客观形势促成的结果。     

清对明议和二、三见

本文认为在明清议和中,因为清处于进攻地位,清的态度是关键。由于清的既定国策是推翻明朝,夺取全中国的统治权,所以崇德以前清提出议和,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为进攻明朝作充分准备;崇德以后,清的实力大大加强,更急于灭明,皇太极准许议和的一些表示,完全是虚与周旋的一种手腕。此时明朝军民只有起来抵御外来侵犯,才能体现出民族气节。因而肯定杨嗣昌主和、否定卢象升主战,是失之偏执。     

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

清朝对“蒙古例”、《理藩院则例》的制定与修订徐晓光，陈光国清代，我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进入鼎盛时期。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到乾隆时期，请政府为对蒙古进行有效的控制，颁布了大量的“蒙古例”，并先后制定了专门适用蒙古地区的单行法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和《...     

论归附知识分子在皇太极强化中央集权中的作用

对于努尔哈赤建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雄才大略的皇太极是十分不满的,特别是对朝贺时四大贝勒与他南面并坐的局面更是无法容忍。所以他倾心仿照明朝大搞专制集权,以达到提高皇权,加强统治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被时人和后人严厉批评的降人知识分子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纷纷上疏,提出了合理解决这一矛盾的建议。在他们的帮助下,皇太极不但提高了皇权、巩固了君权、完善了各种制度和机构建设,而且使封建王朝体制日渐完善。     

《赴厦日记》与清末厦门会审

我们在编写《中南五省图书馆馆藏稿详提要》的过程中，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发现《赴厦日记（附公文倍件）》稿本一册。时间起于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初九日，记于同年十二月初六日，记录了作者奉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魏光素之命与西班牙驻华公使贾思理由南京前往厦门会审西班牙商人玛甘保与闽商黄子德互诉一案时经过，是有关清末厦门会审的重要资料。《赴厦日记》作者黄洁字宣廷，沈阳人，生卒年不详，时为江苏侯补道。作者首先纪叙了魏光存对他的传见，“午帅交出八月初八日外务部来电一纸，内开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商人玛甘保因行快亏欠银两…     

略论皇太极的历史作用

本文指出皇太极称帝后,面对社会经济一度凋敝的现实,实行一系列的改革:调整生产关系,提倡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促进了经济发展,安定了人民生活;为了缓和满汉民族间的矛盾,笼络汉族的官将和知识分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废止了“八家共理国政”的政治局面。文章以充分的事实,论证了皇太极本人颇有胆识,能顺应历史潮流,对促进满族社会的发展和清王朝的建立,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