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以同一美学为理论视域

文学的宏大叙事以反映宏大的社会主题和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一种服从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宏大叙事,但这种叙事无论在主题的选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的风格上都有一种洛特曼所谓的模式化、重复化、单一化的同一美学特征。新时期文学在坚持对宏大的社会和文化主题的关注以及对人性深度的剖析的同时,在小说中融入了一些更为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审美化的叙事元素,这使得其超越了以往的审美上的同一性缺陷,走向了一种后宏大叙事和后同一美学。无论是以前的宏大叙事,还是当下的后宏大叙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中蕴含有一种对同一化的社会本质以及普遍的精神主题的美学追求,尽管这种同一性在它们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要有对历史、人性、意义的追求,文学的宏大叙事及其所体现的同一性的文学美学特征就有它存在的审美和思想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叙事美学困境探微

"日常叙事"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生活化取向,在将日常观念与个体价值立场及生命意识全面开启的同时,也让文学对现实的理解和感悟进一步贴近当下。但其中叙事与日常生活距离的消失、精神视野的萎缩及艺术创新的停滞也因此成为"日常叙事"难以摆脱的审美困境。从话语主题、叙事伦理及文本构建等角度来透视转型期作家认同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和深刻变迁,对于提高文学审美品格、建立较为成熟的日常叙事伦理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其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其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其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反规训中的自我规训——"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意涵

监狱叙事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伦理意涵。以规训与反规训为焦点的监狱叙事,映射出有别于其他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伦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更是文化选择与整合的结果。“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参与了那个时代国家与人民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参与了当时宏大的社会规训计划。     

现实观照下的非宏大叙事——试析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叙事逻辑

十七年短篇小说以一种冲击的态度出现在十七年文学的架构里,一方面,迅速服务于时代社会的新变革,迅速反映和歌颂新的生活,满足政治大方向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能不受宏大叙事的约束,利用其篇幅短小、内容丰富的特质,在题材、情节、人物构思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精巧与细致。与长篇小说相较,十七年短篇小说更增添了一种个性探索的锐气与生命力。     

自然会话叙事的基本特性及社会认知叙事分析模式的建构

在讨论会话叙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性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认知叙事分析模式。会话叙事是日常会话中自发性的故事讲述行为,兼具叙事和会话交际特征;作为会话交际中的叙事活动,又具有语境内嵌性。社会知叙事分析模式强调会话叙事包含四个层次上的意义空间:经验、故事、叙事和会话;故事世界的建构和理解以经验世界为基础,以叙事世界为框架,而叙事互动又以话语世界的人际交往为框架;在会话叙事活动中社会人际工作、以真实经验为基础的叙事建构和认知理解同时在进行,叙事双方通过会话叙事完成经验、故事、叙事和会话四个层次上的意义建构与交流。     

试论老舍小说创作的传奇叙事品格

老舍小说的传奇性既表现在他对故事性的注重上,也表现在其它因素的"合力"上.其艺术来源既有着对康拉德叙事艺术的深刻领会,又有着对中国传统传奇文学叙事艺术的无意识承传.这种艺术取向无疑昭示了老舍的某种文化构成,并因而给其创作带来了某种浪漫主义的美学色彩.     

新时期小说的叙事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文学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其间文学的叙事方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新时期初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宏大叙事,到先锋小说的宏大隐身与碎片呈现的现代主义叙事,再到走向写实化,最终实现现代主义和写实主义相交融的跨界叙述。这一叙事的演变,也就是新时期文学在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逐步走向自觉的过程。对这一演变的清理,自然就呈现出新时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论现代小说的多元“家庭”叙事模式

＂家庭＂叙事模式在现代文学创作屡见不鲜,并且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形成了多元的＂家庭＂叙事模式。诸如废名、沈从文作品中田园牧歌家庭叙事模式,巴金、老舍笔下眷恋与反叛旧家庭叙事模式,也有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笔下光怪陆离的都会家庭。每一种家庭叙事模式类型背后,实则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眼光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现代叙事的迷津:限知叙事和个体伦理

新时期以来文学变革的遗产之一是:"现代叙事"品格的生成和确立,限知叙事视角和个人叙事伦理成为新的叙事成规。然而,一种偏至的现代性文化想象下生成的"现代叙事"是否可能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思维定势和僵滞的叙事法则?现代性的世纪论争揭示了"现代性"的多副面孔以及自身的矛盾和分裂。新中国文学自诞生起,就以克服和超越"现代文学"的个人视角和立场为使命,而力图创建高视点的"宏大叙事"新规范,以社会历史为本事的洞悉人的社会本性的总视点和穿越历史的"作者权威"的叙述声音,正是社会主义文学全知叙事的本质特征,也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审美文化精神。在当下这个个人主义叙事伦理盛行的时代,也许到了调整我们的叙事视角,重新呼唤"作者权威"再度出场的时候了。     

《红字》的叙事距离

叙事距离是大部分小说家采用的重要文学技巧之一,是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叙事距离不但体现在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上,而且还体现在作者、叙事者、故事人物及读者之间在道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距离,体现在作品与读者的审美距离。霍桑把这一手法巧妙地运用于《红字》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文学美学效应,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现力;叙事距离在《红字》里的运用不但增强了作品的张力,延长了读者对作品的领悟,让作品与读者保持着恰如其分的审美距离,从而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而且还有助于叙事者在传达婚外情主题时免受道德谴责。本文旨在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阐释叙事距离的概念及功能,并探讨其在《红字》中的具体运用及艺术效果。     

叙事在何种意义上可能是美的？

叙事形态的普遍化和叙事载体的多样化使叙事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地拓展,叙事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学范围。无论从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角度来看,带有目的的“挑选”是人类在叙事中都无法回避的。相比之下,审美无利害（无目的的美）一直或明或暗地属于西方美学的核心内涵。 由此,就叙事所必然关涉的既定目的来说,叙事与美似乎是背道而驰的。这一对立清晰地表现在两种迥然相异的叙事上：一方面,以同一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特征的“宏大叙事”必然有违无利害的审美;另一方面,深陷资本主义利害的 “任意叙事”也很难与审美兼容。经过辨析,美并非与一切叙事相悖。“倾听式叙事”不同于宏大叙事和任意叙事,它作为不预先设定目的却能实现真正交流和理解的 “对话”,具有内在规定性,故此它契合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论网络耽美小说叙事的生态性文学突围

网络耽美小说以文学禁忌题材的形式迥异于传统文学.同性恋题材在现实层面造成了在道德、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三方面的禁忌性.但网络耽美小说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叙事的文学性突围:在叙事内容方面,网络耽美小说通过对同性恋主体身份的高贵性设置、绑架宏大情感和将同性恋情感圣洁化等方式赋予自身合理性;而在叙事形式方面,网络耽美小说通过时尚动漫性文本和古典写意性文本两种形式获得了叙述的艺术美感.网络耽美小说在对边缘性生存经验的关注、对男性另类私密情感的探索以及对传统女性主义小说同性恋题材的扩展等方面的努力,都使其具有重要的文学生态性.     

近二十年日常叙事话语主题及向度转换

"日常叙事"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勃兴,使文学在与现实交流及对话层面贴近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其中的日常性主题也因此成为小说叙事中的"新意识形态"。从物质消费、身体经验及性别视野等角度来解读曾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及自身"意义"在何种复杂的历史场域得以复活,并出现"价值"向度的转换,以此来把握转型期社会风尚与文学观念的互动和深刻变迁,对于提高文学审美品格、建立较为成熟的日常叙事伦理等均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柳青与赵树理合作化叙事比较——以《狠透铁》与《锻炼锻炼》为例

作为"十七年"农村合作化文学代表性作家,柳青与赵树理的文学叙事,既具有着社会时代共性特征,亦存在着艺术个性特征。从叙事观念、叙事伦理、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叙事立场等方面,对《狠透铁》与《锻炼锻炼》进行重新解读,不仅可见出他们的文学叙事的差异性,亦在重构他们合作化文学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宏大叙事”的解构——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解构,它从大写的英雄转向小写的凡人,从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转向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将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琐屑平庸、缺乏诗意的人生图景,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这在对宏大叙事主导下精神至上的写作立场进行反思、批判,为文学开拓更广阔的叙事空间之同时,也消解了在文本中建构精神、理想,表达形而上、超越性思考的可能。     

关于文学宏大叙事的几点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宏大叙事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内在合法性遭到质疑、颠覆和解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对宏大叙事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从宏大叙事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对后现代理论的认知偏差、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和个人化叙事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反思。认为重新审视和辩证理解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对当下文学放弃社会责任、价值关怀和精神担当等,具有建设性意义。     

论“十七年”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与轴心化写作现象

分析"十七年"长篇小说的情感、情节、结构与人物配置模式,可以看出明显存在着历史叙事的简化与轴心化写作的普遍现象,致使文学的审美空间萎缩.     

论茅盾小说的叙事范式及当代回响

本文意在重构茅盾小说的叙事范式 :一个由社会情状与普遍人性交融而成的宏大叙事 ;进而描述这一叙事范式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 :前 30年主要承传“史诗性”层面 ,后 2 0年逐渐在两个层面交错行进中走向全面的承传 ,由此带来新时期文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