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垃圾短信 不妨效法国外

<正>提起垃圾短信,手机用户无不怨声载道,其内容或者是诈骗,或者是广告,或者是招嫖、谣言等。可是收到垃圾短信后想投诉,一则不知道投诉谁,二则即使投诉了通常也没什么结果。前不久有条新闻说,北京一位手机用户,5年前开通了一个9位均为同一数字的VIP靓号,并为此付出了每月必须消费数千元的高额代价。结果自2012年10月至今,一年收到了约6万条垃圾短信。向通信商投诉,得到的回     

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运用扎根理论对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案例材料及谣言文本进行分析, 构建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分析发现, 谣言传播后, 参与集合行为的主体分为相信谣言者, 不相信谣言者, 不知道谣言者。谣言文本特征、社会公众因素、政府作为信息源的状况、情境因素是影响相信谣言者参与集合行为的因素。预测他人行为对自己的影响、从众是不相信谣言者和不知道谣言者参与集合行为的原因, 这是谣言产生的间接影响。     

谣言的识别与防范--以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当前“谣言”问题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都造成了重大危害,而从理论角度剖析谣言,对于识别和防范谣言更具积极意义。本文从谣言概念入手,借助交往行为理论分析了谣言概念,最后以《人民日报》发表的十大谣言为语料,在分析谣言的危害性基础上,提出了识别和防范谣言的不同路径,并对辟谣提出了建议。     

谣言的再定义——从一则网络谣言谈起

在传统的谣言观里,谣言是故意捏造的没有事实根据的虚假的信息。这样的定义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必要从谣言的概念入手,重新探讨谣言的本质属性,分析谣言产生的原因及其传播机制,从而形成新的谣言观。     

框架理论视角下的危机谣言生发机制研究

危机谣言比一般谣言具备更大的社会危害,把握危机谣言的生发规律,厘清其生发过程中各主体及要素,有利于化解危机谣言风险,完善舆情管理体制机制。通过引入框架理论,梳理各信息主体及环境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而解释危机谣言生发的内在规律和动态机理。研究认为,危机情境下,大体量的信息需求与低门槛的信息传播为危机谣言的生发提供了较大的势能;谣言框架的包装与受众框架的重构,进一步加强了危机谣言的迷惑、煽动性;受众信息立场确立与强化过程外化为行为效应,加深了危机谣言的作用程度;填补信息缺口、消除环境风险是消解危机谣言的两条主要路径。     

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基本立场

频繁发生的网络谣言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害。然而,在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面前,启动刑法规制网络谣言需要以保障宪法权利言论自由为指导,避免打击民众表达内心声音的意愿。面对不同的网络谣言,刑法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限度,以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网络谣言本质的虚假性和网络谣言变质的真实性,需要我们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散布的消息是谣言,而网络谣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需要我们证明行为人散布的消息确为网络谣言,如此才能做到主客观相统一。     

微信谣言认同与传播的内在机理分析——基于2015年典型微信谣言的考察

微信谣言作为互联网时代的特殊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制谣者们在不断地制造着谣言,谣言受众也在不断地相信着谣言.究其原因,微信谣言内核似是而非,并非总是无稽之谈;微信谣言主题普遍关注,满足人们内在需求;微信谣言所述细节,部分符合人们既有认知;微信谣言熟人传播,消除对传谣者的质疑.谣言是否被我们认可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既有观点和经验积累,如果谣言与我们之前的某些认知相符,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它,认为它是真的;如果与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相差甚远,那么它就真的成为谣言.     

环境阴影下的谣言传播:PX事件的启示

近年来,PX项目建设在中国各地遭遇了一系列民众抗议与抵制。其中,"PX剧毒"的谣言传播在促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PX事件为例,探讨环境谣言的内容特点,以及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机制。对历时六年的PX事件中涉及的谣言传播的文本分析后发现,关于PX"剧毒、致癌致畸"的谣言在厦门、大连、宁波三个城市的PX事件中持续出现。在厦门PX事件中,报纸"照搬"未经确证的专家意见滋生了谣言;在大连和宁波PX事件中,谣言经历了磨平和锐化过程,不断强化受众关于"PX高危害"的印象。随时间发展而出现的谣言"添加"效果,如谣言的故事化和"PX泄漏"谣言,以及信息的模糊化,令谣言更加难辨真假和追根溯源。     

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

从谣言传导路径、主体和载体角度阐释了网络谣言传导过程;以谣言传导中发布者、传播者、行动者和模仿者等为视角分析了谣言传导的动因;并认为信息不对称、安全感缺乏、从众心理、公信力危机、社会记忆等是网络谣言传导的内在根源。     

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基本立场

频繁发生的网络谣言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害。然而,在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面前,启动刑法规制网络谣言需要以保障宪法权利言论自由为指导,避免打击民众表达内心声音的意愿。面对不同的网络谣言,刑法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限度,以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网络谣言本质的虚假性和网络谣言变质的真实性,需要我们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散布的消息是谣言,而网络谣言表达方式的多样性,需要我们证明行为人散布的消息确为网络谣言,如此才能做到主客观相统一。     

论网络谣言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在信息平民化的现代社会中,敏感性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风险源之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只会妨碍人们对它的正确理解,无法揭示谣言信息传播的社会机制,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治理对策来规避、化解谣言。基于此,需要首先明确界定网络谣言的内涵与外延,指出其具有遮蔽事实与揭示真相的双重可能。进而分别从谣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群体动机,认为信息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是网络谣言传播、繁衍和选择的社会机制。最后,针对治理网络谣言的"寒蝉效应"困境,应该正确处理网络谣言和舆论监督的关系,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依法处置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者,切实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鸿沟,最终避免群体性、危害性网络谣言事件的发生。     

重大突发事件的谣言控制——以汶川"5.12"大地震为例

科学地分析与控制谣言,以最大可能地避免谣言带来的社会危害,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从多次重大突发事件之后谣言传播现象来看,谣言的产生对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都形成了较大危害,因此只有重视谣言,破除谣言,才能有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谣言传播已具备国际化、高科技化色彩的情况下,我们唯有以前瞻性眼光、灵活性策略,把握时机,建立机制,才能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谣言控制中立于不败之地!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

网络既可能是谣言的温床,同时也是辟谣的有效工具,单纯地把网络当成谣言的“罪魁祸首”或把之誉为谣言的“自我净化器”,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思维。人民网研究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网络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同,科普类谣言自我净化能力最强,涉官、涉警、涉富之类的谣言往往是越讨论越极端;涉及公共安全类的谣言,网络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能力,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因而属于“可控型谣言”。从几则“可控型谣言”案例分析后发现,如果谣言漏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指出,政府能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有可能实现。     

集体记忆、道德与乡村谣言的治理隐喻——E村谣言的生成过程分析

固守一种表面话语事实真假性的判断标准并把谣言当作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的谣言观已为严肃的谣言研究所批判。事实上,谣言的生成常常指向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其集体记忆的脉络,是一种表征社会权力冲突的道德话语策略。对E村谣言的案例分析表明,谣言不仅把村民的集体记忆重新予以现实化,而且表达了村民在村治秩序危机下重建宗族道德秩序的期望,从而使谣言成为该宗族社区治理转型的社会隐喻。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公共危机中的谣言:认知判断、功能分析与治理路径

伴随公共危机的发生,谣言总是相生相伴.对于谣言,人们往往把它与虚假信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从谣言定义的理论阐释,还是对危机谣言传播的实证分析,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谣言所传递的信息,未必完全虚假,有些谣言不仅信息真实,而且还回应着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境,之于公共危机而言也未必完全是消极影响.因此,对于谣言,尤其是公共危机中的谣言,人们应该做到客观判断、双重认知;对于公共危机中的谣言治理,也需要采取辩证思维,在寒蝉效应与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谣言传播与社会心理——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解读

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义和团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原因，揭示了谣言背后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指出当局者应深入到社会心理和公共舆论中去，合理利用谣言来窥探民情，从而破除谣言。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