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事迹考

<正> 武训虽然在清末至解放初期知名度甚高,但他的事迹,记载颇多牴牾之处。其原因正如李瑞阶在1948年就指出的:能够为人执笔做传的封建知识分子“很少能注意到劳苦大众的事迹。即使偶然的触及,也因已超过他们的视野,不是警为神奇,就是目眩口呆,莫知所云。”所以“武训先生的事迹,数十年未能在传记中有一翔实的叙述,及正确的解答。”1951年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由于是带着结论去做的调查,所以文中多有不实之词,益增加     

李颀事迹考

盛唐诗人李颀,是开元中很有影响的诗人。明胡应麟、清沈德潜、方东树都把他的歌行和王维、高适、岑参相提并论,至于七律,明七子甚至奉为圭臬。但新、旧《唐书》都没有为他立传,这就给我们研究李颀,增加了许多困难,对李颀的身世,很难得出一个完整的材料。甚至连他中进士的年代,至今也还争论不休。有人说是开元十三年,有人说是二十三年。这就必然牵连到李颀的事迹,不能不辨别清楚。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

姚莹(1785年～1852年),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如。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姚莹一生为官四十余年,初任平和、龙溪知县,后调台湾署海防,噶玛兰同知,累迁两淮监掣同知、护盐运使。道光十八年,擢台湾兵备道。道光二十一年秋,与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起抵抗英军的侵犯,取得了很大胜利。鸦片战争议和成,姚莹被总督怡良诬以妄杀敌俘,逮问。后以同知直隶州发往四川效用。咸丰初,任广西按察使,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喋血饮恨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使风雨飘摇的中…     

论清朝管理边疆地区的路票制度

清朝从顺治年间开始,正式实施了路票制度,由官府给发路票,注明持票人籍贯、姓名、货物数量、前往何地、期限、目的,到各关口查验,以配合边禁、民族隔离、边疆贸易政策的实施,加强对边疆的有效管理。而外国人持路票出入中国境内,则使得路票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护照性质。路票制度在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维护国家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本身也有不足和消极的一面。到了清末,随着形势巨变,路票制度才名存实亡。     

清朝遣戍制度与边疆经济发展析论

遣戍制度是清朝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移民措施。清朝的边疆开发,对于边疆与中原地区的往来交流,对维护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遣戍制度对边疆农业生产、戍边稳边、采矿等提供了人力,促进了边疆的商业繁荣以及与内地的贸易来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遣戍者中的文人,也成为推动清朝边疆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     

隰朋事迹考

隰朋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朝的重要大臣,他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宾胥无同为卿大夫。管仲生病之后,隰朋接替管仲的职位,全面管理齐国朝政。根据上博简(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他和鲍叔牙在一段时间内成功阻止了齐桓公对竖刁、易牙的任用,对齐国继续保持强盛的势头作出了贡献。     

郑樵事迹四考

一、几度上临安献书？《宋史·郑樵传》及省、府、县方志均载称郑樵一生三次从兴化赴南宋首都临安：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上《献皇帝书》,献所著百四十卷,诏藏秘府;第二次是绍兴二十八年应高宗召对诣解,投右迫动即3第三次是绍兴三十一年携《通志脉于朝,进《上段通志表》,适“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投枢密院编修。翌年,郑樵便逝世了。近来,吴怀棋先生编著的《郑樵年谱》据《上宰相书》的记叙,重新考定郑樵在以上三次人都之前,已有两次赴临安献书之行：第一次是绍兴十五年;第二次是十七年,即作《上宰相书》的时…     

康熙后期陈瑸治台事迹述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台湾郑氏集团降清,清王朝消灭了这一盘踞东南海上数十年敌对政权,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正式由中央王朝设官治理。在清朝早期治理台湾的一批官员中,陈瑸是治台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政绩也最为显著的官员。虽然在很多人的论著中都曾提及陈瑸与台湾的关系,①但专门论及陈瑸治台之研究作品仅见黄秀政先生一文。②本文主要依据陈瑸文集与文稿中的台湾史料,③并结合清国史、实录、碑传、方志及年谱、档案资料,拟对陈瑸治台事迹作一次较为系统的评述,以求加深对台湾早期开发史的认识。     

自由同盟时期缅甸华人社会地位探析

1948～1962年是缅甸政党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执政时期。这一时期的华人政治权益无论是同殖民时期还是后来的军政府时期相比 ,都得到了最好的保障。华人的参政权所受限制不多 ,出版、集会、结社等权益也基本得到了维护。华人能够获取这些政治权益 ,有诸多变量在起作用。华侨华人对缅甸独立的态度、这一时期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冷漠是影响其获得政治权利的主观因素。从客观环境来说 ,有自由同盟时期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金三角”问题的影响、华印两族和缅甸人不同关系的影响等方面。     

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清朝早期徽州宗族运用宗族威信和族规家法对民众的服饰、饮食、宗教信仰和处世态度等各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加之其与国家长期的良好互动关系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使对民众的控制得以长期维持。然而,到晚清时期,由于兵燹的破坏、新思想的传入、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控制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破坏体现在徽州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清代海拉尔旅蒙商“八大家”考释

在清代呼伦贝尔商业发展史上,海拉尔“八大家”之说最为著名也广为流传,但有关“八大家”的真实性、具体名称等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海拉“八大家”之说是旅蒙商进入海拉尔的历史事实与一些民间传说耦合而成的,与多伦诺尔“八大家”之说有密切联系,且原型为清初张家口的“皇商八大家”。另外,海拉尔“八大家”中的一些商号的具体情况也是能够考证清楚的。     

段部族源辨

段部最初是由乌桓化的高车段氏家族领导的乌桓部落,在进入辽西以后,吸纳当地各少数民族,使其民族成份发生变化,是以乌桓人为主体还是以鲜卑人为主体尚难断定.段部灭亡以后,其后裔以及与之相关的乌桓部落和高车部落全部鲜卑化,并融入北朝的鲜卑人之中,因此史书才称其为鲜卑部落.     

枭阳新考

理 ,名曰苗民”。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后 ,苗人在其首领蚩尤的率领下 ,由甘青高原东迁 ,沿着黄河北岸东迁到冀中 ,因争夺肥沃的华北平原的控制权 ,与黄帝族激战 ,经涿鹿一役 ,被击败 ,蚩尤被擒杀 ,苗人被迫南迁江汉和赣北地区 ,俞伟超先生认为 :“把洞庭湖、鄱阳湖之间 ,北抵伏牛山麓 ,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的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推测为三苗遗存 ,应当是合理的。”[5]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 ,中原民族不断南下 ,经尧、舜、禹的几次大规模南征 ,三苗被征服 ,四处逃散 ,一部分西迁 ,“窜三苗于三危” ,《大荒北经》和《神异经》…     

清代云南昭通地区开发情况述论

清代中期云南昭通地区在"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和开发,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开发措施,如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奖励办矿,兴办教育等,使昭通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清代诗人轶事丛考

清代诗人遗闻轶事很多,不仅可资谈助,而且关涉学术研究。本文取其中五则比较有趣或关系较大者,对它们做一些大致的介绍和相应的考辨。     

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

元结撰《大唐中兴颂》,歌颂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的中兴业绩,并以微言揭露了玄肃之际政治变局的真相以及肃宗之不孝玄宗,元气淋漓,韵致深沉,是一首包含贬天子之微言的颂体诗。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采取左行正书以隐喻和宣示孝道之义,配合《大唐中兴颂》贬天子之不孝,气势磅礴,章法奇特,是一篇创造性的微言书法。二者为一创作整体而不可分割。     

王嘉甫生平小考

本文在孙楷第先生考论的基础上,根据刘敏中<中庵集>所提供的新资料,初步考定元初散曲家王嘉甫生于1208年以前,卒于1268年以后,名元亨,河北完县人.金宣宗时陕西东路转运使王扩之幼子.宪宗六年任济南行台详议官,世祖至元初任济南府学教授.卒后家贫,无力归葬,藁殡于济南历山.     

周代“归宁”礼俗考略

“归宁”礼俗当是客观存在的古礼，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施行，并在周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毂梁传》中“妇人既嫁不跄竟”的说法当是后来引入的观念，其目的是严格限制出嫁女子的活动，防止淫乱行为。周代“归宁”礼俗最初指的是出嫁女子回本家向父母问安，但时至春秋动荡之世，出嫁女子“归宁”的对象已经越出了其父母的范围，：旷大到本家的其他重要成员上；“归宁”的时间也相应延伸到其父母去世以后。后世的“归宁”礼俗常指出嫁女子回本家省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