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史料教学

历史知识形成的源泉是史料，任何历史结论都是建立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的。史料是历史学这门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要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都离不开史料。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中对待史料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十分重视对史料的研究，而向中学生传授的却只是经过史学家研究、历史教科书编纂者选择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历史知识体系。这之中几乎没有“活”的历史，即史料。有的是只需死记硬背的史论，给他们造成“历史就是这样”的印象。至于“怎么知道就是这样”和“为什么会是这样…     

田野调查应该去伪存真--读罗炤先生的田野调查报告《天地会探源》

田野调查是社会史研究中一项重要方法，往往能搜集到许多珍贵的史料。所以，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也必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鉴于调查中搜集到史料难免鱼目混珠、真伪互见，这就需要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鉴别，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以免误导读者。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论“马行街无蚊”——从环境史角度的诠释

治经济史的学者对“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相当熟悉，学者们在研究、论述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时，经常引用此则史料。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则史料的分析仅限于经济史、城市史研究中，未免有所局限。其实，“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还可以从环境史角度来思考、分析，它体现了古人的环境意识，而我们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的环境意识，正有助于更好地建构中国环境史。     

《滇系·赋产》的史料特点及价值

清人师范所撰辑《滇系》，汇集前志之精华，内容丰富翔实，但又因多未注明出处，故使用时颇感不便。因此，系统考校该书史料来源及价值特点，就成为整理地方古籍文献一项重要任务。作者以该书中《赋产》篇所辑经济史料为例，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一书运用档案史料编纂学原理、原则和方法，探讨史料、档案史料、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种类、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回顾我国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的历史、现状及成就，评述和介绍民族档案史料编研成果，阐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方法与技术，包括材料的查找、挑选、转录、加工、编排、译注、公布、出版等，并对从古至今我国满、藏、彝、白、纳西、傣、蒙古、回、壮、瑶、羌、撒拉等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公布的丰富实践经验进行思想总结和理论概括，     

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的原则、方法与意义

基于近年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和“地方性路径”研究的启示，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以互相叠加的方式形成了新的研究视域。“搜集与整理”为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地方性史料”的介入以具体、生动的方式凸显了搜集与整理在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和史料学建构中的重要性。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具体的、实践性显著的工作，可以依据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结合对象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原则，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相互促进、共时展开。在此基础上，探究搜集与整理现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的意义和价值也将得到提升与总结。     

史料论略

本文首先提出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并对中国古代史狭义史料即文字史料的种类、特点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分析。接着 ,论述了文字史料在形成过程中出现错舛的种种表现和致误原因 ,指出考证史料的正误和价值大小 ,是正确运用史料的前提。最后 ,介绍了考证史料的一般方法 ,并指出利用目录学、版本学、避讳学、校勘学等其他知识鉴别史料的重要性。     

胡适的史料观管见

胡适史料观的基本思想包括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细心搜求史料"注意搜集史料,在搜集实践中不断扩张新的史料;提倡保存史料,并注意保存的方法.其二是"小心求证事实"注重史料的辨析与史料的运用.而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正是他一以贯之倡导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同时,胡适还将史料的辨析、考证和梳理工作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审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     

氏族社会与中国传统法律

氏族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化的进程中长期存在,氏族结构在进入国家的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变迁的运动中逐步地演变成了公族、家族的形态,对中国传统法律在法律架构、法律精神、法律规范形式上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社会历史语境看中国旅游的发展流变及其特点

中国旅游的发展及其演变,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的,反映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性,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深层因素。农耕自足经济和宗法观念下的专制制度制约着中国古代旅游,而休闲天性在经济繁荣、思想宽松背景下的释放,更反证了特有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变化对中国旅游的特点和发展演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从甲骨文“姓”、“娶”、“妻”诸字的构形看古代婚姻形态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婚姻形态曾经经历了由母系氏族社会的群婚制向父系氏族社会的专偶婚制的过渡,而在其过渡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抢婚习俗.甲骨文"姓"、"娶"、"妻"诸字的构形就像一幅全息图像,透示了其过渡的轨迹.     

对中华上古时代人类“诚信”道德的考察

中华上古时代的人类存在“诚信”道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主要体现在氏族成员对氏族集体的绝对忠诚和高度信任,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之间的地位平等和相互信任以及氏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和睦和相互信任。然而,上古时代人类的“读信”道德却存在其狭隘、外在和简单落后等根本局限性。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正义观念的从属性及原因

正义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长期处于儒家某些道德诉求的从属地位。这种从属性主要表现在:在法的制定方面,以儒家的某些道德诉求为法的价值追求;在法的实施方面,以儒家典籍为断狱的依据。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历史上以农为本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中道德力量足够强大;族群本位的思想观念抑制了正义观念的成长。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中国家族教育的特点

家族制度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构造的基础,传统家族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占重要地位。对家族教育进行历史的考察,研究其特点,在促进学术繁荣和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宗亲文化热研究

文章探讨了宗亲文化的历史渊源,说明了当代中国宗亲文化的现状,剖析了宗亲文化热的原因及其现实影响。     

超越政权与政治文化内卷化：民国后期浙江省新昌县宗族上诉案例探析

以往学者在讨论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的失控时,把问题归结为政权内卷化与文化内卷化,皆认为当时乡村文化没有出现质的变化。不过,笔者在浙江省新昌县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民国后期当地出现了女性要求享受男子一样的宗族权利现象,这是史无前例的惊人变化,显示了宗族在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压制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这种新文化的出现无法使得传统乡村政治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