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

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是两项本质不同的权力,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重合,进而使得我国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异化.应对法律监督权制度与检察权制度进行正本清源,还原检察制度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以公诉权为核心的主导制度,并由特定的上位权力机关承担法律监督权的职能.     

论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权和法律监督权即检察权是法学界关于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关系的一般认识.这两个论断最初是为了回答由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与实践背离所引发的争议,但它们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也难以作为当前检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律监督权应当是检察权的上位概念,检察权是一项专门法律监督权,而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概念外延上的落差可以作为检察权的可生长空间.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双重国家权力

将人民检察院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事实表明,我国人民检察院具有双重国家权力,即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将检察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并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不仅是我国在检察制度上的一个创造,也体现了我国宪政结构中对国家权力包括检察机关既有制约又有监督的一种法制化努力.     

检察权理论的反思与重新约定

检察权是检察职权的理论概括。检察职权的设置源于社会及政治需要。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是概念上的交叉关系,检察权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还有自身特有的内涵,即刑事诉讼参与权。     

论检察权的定位

由于我国本土法律资源与移植法律的冲突、检察权各项权力内容间的冲突与制约、检察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与其它国家机关权力的冲突以及检察权的运行冲突导致了检察权的定位矛盾。解决检察权定位问题应突出检察权的司法权性质,并要在加强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司法独立性、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方式、进一步完善公诉权、理顺检警关系、改变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等几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检察权质疑

基于中国检察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所反映出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和诉讼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检察权即法律监督权这一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和相应思想观念呈不科学性以及不公正性,检察机关的应然定位、法律监督权的优化配置和检察机关诉讼权力本质属性等基础理论问题应从全新角度研究     

外部监督如何制约检察权的探讨

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特性决定了对其监督的必要性,权力的有效监督乃是控制其合法运行的重要保障,外部监督制约对检察权行使的制约具有重要意义,而现有的外部监督机制尚存在粗疏之处,本文试图在分析现代检察制度下对检察权外部监督机制的现状基础上,探讨有利于检察权运行的外部监督机制体系。     

论我国民事检察权的合理配置

民事检察权作为检察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本身也是属于法律监督权,它包括对法院生效民事裁判检查督促的救济权和就民事公益诉讼提请法院处分的追诉权。我国民事检察权的配置要体现民事检察权性质的要求、体现民事检察权内容和运行机理、遵循正确的配置原则,在上下级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之间和每级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各内设民事检察机构之间,科学、合理地进行。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论公诉工作如何有效实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

文章避开传统规范和价值分析途径,而是采用考察权力运行方式的政治学途径,来分析公诉工作惩治犯罪、保障人权是其产生及运行的两大天然价值目标。同时,在对当前普遍的倾向性观点——检察权应该是一种基于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权进行分析反驳的基础上,认为检察权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而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非就是规定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和公诉权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范畴,都存在一种牵强附会的逻辑缺陷。文章基于权力的效用来源于权力的流畅运行这种逻辑和经验认识,分析了我国检察权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运行来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     

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权属性的合理定位

如何界定检察权的属性将直接关系到检察制度的整体设计及其应有的制度功能.明确检察行为的性质是界定检察权属性的前提.界定我国检察制度中检察权的属性,既要立足干我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又要结合我国立法实际与司法现状.在我国,检察权不是一般的行政权,检察机关虽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权并不是简单的法律监督权.必须承认,我国的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属性.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理性看待检察权是兼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双重属性的准司法权的认识和主张.     

检察建议权存在的必要性及规范

鉴于目前我国法律监督权弱化的现状,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监督权的内部结构性权力配置不够合理。要改变现状应从强化其内部结构性权力出发进行改革,在此检察建议权的强化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要合理配置检察权,完善法律监督制度,就要明确检察建议权的概念、本质,进而明确其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笔者在最后根据检察建议权的特点就其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规范提出了一点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引起读者们的共鸣。     

人大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关系的再认识

人大的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之间的关系之争由来已久。我国宪法规定人大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最高层次的监督权 ,同时亦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在新时期 ,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亦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     

检察权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三个维度

检察权是现代国家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设立的一项专门权力，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检察权的政治维度、社会维度、法律维度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法律的守护人”的客观地位、实现国家治理的司法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检察权与生俱来的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却桎梏了其良性发展。唯有全面研究检察权制度设立运行的历史轨迹，各国发展演变的探索道路，并且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布局中寻找检察权制度改革发展的合适途径与方式，才能抓住发展并完善我国检察权制度的历史契机，从而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改革道路。     

民事检察监督改造论——以检察权的性质为视域的分析

各国检察机构的设置均与本国特定的历史传统、诉讼文化及现实条件相适应。近年来各国检察制度改革的趋势表现为检察官的独立性增强,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时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且一般法律监督权得到确认。在我国,检察权兼具司法权、行政权的特征,行使法律监督的职能,同时它又具有独立价值。检察权的性质决定了在民事审判领域,民事检察监督必须凭借法定程序的保障加以完善,而就公益案件提起民事诉讼也是检察权性质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检察权宪法定位省思

检察权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事关检察制度的根本和发展方向，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论，对此可从法教义学和功能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检视。检察权是一种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和法律监督功能的国家权力；检察权地位具有独立性，其内涵多元，包括“四大权能”,即“诉讼权能”“诉讼监督权能”“审查权能”“侦查调查权能”。正确把握新时代检察权的意蕴，有助于推动“四大检察”充分发展，提升检察权的法律监督质效。     

检察监督实践问题研究

中国检察权在宪法定位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检察监督权在中国有其客观合理性。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监督工作机制存在缺陷,相关操作性的规定又过于笼统,特别是立法的滞后与缺位,导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在尊重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的基础上,具体细化工作措施,强化检察权程序保障,并加强自我监督,促使检察权合理化配置以及规范化运行,进而促进检察机关更加高效、合理地行使检察权。     

论检察权的性质及其优化设置

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法律监督权说等四种主张 ,可以发现这四种学说都存在着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将检察权定性为具有多元化属性的自体性权力能更好地反映检察权的应然属性 ,最有利于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检察权的优化配置主要包括推进主诉检察官的制度建设 ,弥补侦查监督这一薄弱环节 ,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完善 ,制定统一、明确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等方面的措施。     

制约检察权机制探究

权力一定要受到限制。我国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我国的检察权的根本性质是法律监督权,是制约权力的权力,但是检察权自身也必须受到制约。然而,现有的制约检察权机制并不完善,存在很多检察权滥用的现象,为此需要完善检察权制约机制。     

以中国特色宪政权力为视角,深化检察权改革

宪法定位检察权为国家法律监督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同属司法权。从国家宪政权力结构整体来审视,检察权的改革必然触及到整个国家权力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从司法制度改革来说,检察权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检察权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主要是遵循我国宪政权力体系构建与运行的特殊规律性,针对目前检察权配置缺陷,提出优化检察权配置的措施。     

我国检察官的性质、职业特点及其职权配置的再思考

检察官制度的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的检察权是来源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的一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性质决定了检察官的性质、职业特点和职权配置的内容。我国学界存在一种观点，即简单地把检察官视为行政官或司法官，这种观点没有从我国检察权所包含的特有属性入手分析问题，因此它不符合中国的政体和现行法律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