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变革:大跃进后国家形象的重塑——以国家企业与农民的关系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农民所面对并不是抽象的国家权力与国家形象,而是代表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实体。从个体上讲,农民所面对是半行政方式的乡村基层干部;从机构上讲,农民所面对的是国营商店、信用社、供销社等国营和集体企业。后者则是文章所概括的国家企业,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载体,大跃进高潮时国家形象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缓解这种危机,国家对国家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缓解了大跃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基本达到了国家形象重塑的目的。     

“一带一路”话语的媒介生产与国家形象建构

当下,建立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上的传播行为,是一场话语生产与权力争夺的较量,是中国在综合国力渐增后试图获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建构良好大国形象的新尝试。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其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话语历经媒体"家国同构"与"天下大同"的模式化生产,已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话语标识,媒体以"一带一路"话语为载体,企图建构身份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助力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论国家形象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

身处权力关系体系中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它有实现跨文化转向的可能吗?多元文化主义曾试图建构开放、多元的国家形象,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在互联互通的语境下,国家形象指向对话性,因为只有进入"我—你"对话关系之中,国家形象才能体现人的交流需要。世界主义突破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单一性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封闭性,把国家形象推向对话之境。现在,中国在国家层面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国家形象进一步推向跨文化语境。     

瓦解“资本逻辑”视域中的国家概念——哈维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阐释

哈维立足于"生产方式"定位国家的本质,紧扣为资本增殖的逻辑来阐发国家观念,进而分析与批判"理性"、"权力"、"公共善"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从而达成对现代国家证成原则的真正"拆解"。在他看来,应该从作为"关系"或"过程"的视角理解国家,这一方法论原则对解构现代国家观念以及建构适合当下时代的马克思国家理论都极具价值。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与国家软实力

国家形象是主权国家各种基本存在和各种具体活动及成果映射到国内外公众头脑中的反映。国家形象的要素由基础要素、动态反映要素等构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实力或权力,从而构成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对经济法“需要国家干预说”的审视与反思

"需要国家干预说"之经济法认为,市场经济固有市场失灵之弊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国家权力进行经济干预,因此经济法出现以供给国家干预权力。但此学说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国家干预"一词存在歧义,导致理解和使用混乱;以"国家干预"定经济法之名,弱化了市场自组织的价值;"需要国家干预"之经济法的目标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之经济法的目标不符;"需要国家干预"之经济法被赋予了太多经济期望,经济工具性色彩过浓。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对政治文化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的状态下,政治文化呈现出依附与服从、权力崇拜、平均主义等特征。在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后,一些民主政治的文化因素如个体自主意识,平等、公正意识,权力淡化意识等逐渐孕育生长起来。     

论孙中山对国家建构的探索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起体现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孙中山着力于国家建构的探索,其重要表征一方面是发展和完善三民主义,试图以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为践行权能分治和五权宪法的政府管理模式,设计了政党权力,并试图将政党权力转化为国家权力,由"以党治国"而"党化国家",由此草创了"党国体制"的国家建构模式。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政体所作的国家建构的努力是创造性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以国之名”:农村征地策略中的国家在场分析

通过调查华北农村的高速公路征地项目,分析农村征地策略中"国家在场"的主要形式与特征,着重关注符号、话语和标准化的工作方式,洞悉征地过程中国家权力行使者对农民进行的情境构建与情境逼迫,从而探寻在国家权力趋于分散状态的当今农村,权力的实现形式、运作能力、合法化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宪政视野下“国家”之学说与中国宪法“国家”规范之解析

宪法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对国家的认识和规范,不同时期的"国家"宪政学说导致了不同的国家职能及宪法规范特色,与传统西方国家宪法以限制"国家"之宪法规范建构不同,我国宪法对"国家"赋予了更多积极作为的义务,直接规范"国家"的条款及其内容形成了中国宪法的特色,这在回应现当代宪政国家的基本职能扩展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懈怠和恣意留下了一定空间,从宪政法治国家的建设来看,中国宪法"国家"规范在现有体系上尚需补充相应的限制条款,完善现有不合理条款,从宪法制度上确保国家既积极有为也有不得为、不乱为的边界和约束的宪政国家的建成。     

美国国会如何管理国家“钱袋”

正议会掌管国家预算权力,是现代政体的基本标志。既然现代国家是民主的或者人民的,那么国家的钱怎么花,自然交由人民选举的代议制机构来决定。这作为一种政治观念,说起来很容易,全球公认,但是具体如何实现国家"钱     

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

霍布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国家奠定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关于国家权力不可分解的绝对主权论却是成问题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没有洞见到寻求安全的公共意志既是普遍人格,又是每个个体人格的一个普遍身份,正是它与被推选出来的第三方进行缔约,才产生了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分解与可收回的。任何拒绝分解的国家权力都必然导致腐败,而权力腐败本质上就是一种战争,权力的普遍腐败乃是一种内战状态。     

国家科技权力及其提升策略

科技权力是国家在政治上或职责范围内影响、调控、支配科技的能力和力量。它不同于科技权利,本质上属于知识权力,具有基础性、渗透性、关键性和变动性特征。当代国际科技权力呈现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中心-边缘"格局。提升中国的科技权力,必须明确政府在提升国家科技权力中的第一责任主体地位,增强"科技权力是国家的一项决定性权力"的自觉意识,坚定提升国家科技权力的信心和决心,全面实施"科技强国"战略。     

赶超式富强中的国家与个人——基于新生活运动的考察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压力下,近代中国追求富强的路径经历了由强调启蒙个体的"渐进式富强"向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的"赶超式富强"的转向。发起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赶超式富强模式的首次实践。在这场运动中,作为发起人的蒋介石试图利用国家权力全面规训个人生活,以达到"复兴民族、改造社会、报仇雪耻"的富强目标,然而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效果却与其初衷相去甚远。国家与个人关系是分析近代中国寻求富强路径变迁的重要视角,也是解释新生活运动"赶超式富强"尝试为何落空的关键因素。     

“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建构中的内在张力

现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从比较政治视角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对关系非常复杂。其中,不但存在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而且国家权力内部之间的冲突和各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影响着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国家,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同步增长的正向关系。     

国家介入课程的必要性分析

一个国家的存在,至少要特别思考和处理四个方面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政权的稳定、权力的行使以及主流文化的传播.而课程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符号媒介、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思想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微观表达、是传播身份文化的主流载体.课程对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决定了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但国家本身诞生于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因而这种介入不仅是必然的,同时又是非常必要的.     

权力转变与国家利益维护

"权力"(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目标是维系国家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国家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多少.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上升,国家的能力上升则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增加.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要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美国在构建世界秩序时应重视硬权力(strong power)、软权力(soft power)的相互作用.[1] 软权力指:文化影响力、榜样影响力、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力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软权力.正成为权力转变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今天有学者甚至关注起"粘性权力"(sticky power)的功能,[2]强调其具有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共有特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存时代,发挥"粘性权力"的作用,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考量.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论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从本源上看,宪法上公民权利的母体性和社会性决定既要求国家权力保障其实现,又要求其自身能有效对抗国家权力的不法侵犯;而国家权力的扩张性决定其在行使中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利,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使其始终以公民权利保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通过二者的良性协调实现宪法和宪政。公民宪法意识决定一个国家的宪政命运,增强公民宪法意识是实现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也是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