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化消费困局及文化伦理体系的建构

文化伦理是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对文化本身还是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文化伦理作为一种规制手段和新秩序的基石应当受到重视.艺术大众化促进了文化权利的平等,同时也产生了大众文化伦理价值缺失的弊端.文化伦理应当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反映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构建有助于明确文化发展的方向,规制文化消费和市场乱象.构建大众文化伦理价值体系既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也要吸收国外大众文化伦理的精髓.在当今文化产业大发展时代,精神领域的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     

“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

“伦理”话语及其缔造的中国伦理传统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明史意义.其一,演绎了一种文明形态和文化形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的话语演绎,是入世而超越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表达,建构了中国人特殊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气质.其二,创造了一种理论形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悠久深厚的伦理传统使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其三,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世界”的“伦理世界观”,以伦理和伦理精神为文化内核建构精神家园,创造了与西方“市民社会”迥然不同的“伦理社会”.     

从“盗亦有道”到“春秋无义战”——香港“黑道”电影中的身份、价值和社会认同的演变

香港“黑道”电影是香港电影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商业类型电影而存在的香港“黑道”电影,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社会理念和想像所进行的隐喻性表达。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片”,到90年代的“卧底片”,再到新世纪初的“交叉卧底片”——《无间道》系列以及更晚近的《黑社会》系列,香港“黑道”电影完成了由“盗亦有盗”到“春秋无义战”的基本转型,并经由传统中的“情义”到现实中的“利益”追求,诉说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黑道”电影与现实社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为香港“黑道”电影的阐释与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及现实思考的深度。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电影中的“黑道”,其实并不是以一种完全负面意义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类型电影中的。1980年代的“英雄片”作为最早得以表现黑道生活的现代电影类型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功地将古装武侠片里的“侠义”精神巧妙地移植到对黑道生活的想像性表述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建构机制。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官方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当然,这一经典类型呈现的比较外在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的香港“黑道”电影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盗亦有道”的独特价值认同方式和“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区分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已经被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春秋无义战”所代替。但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把它看作是简单的“礼崩乐坏”,而应当向更深刻的人性思考寻求答案。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类影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出回归后经济文化的低谷,在港片越来越以大陆市场作为预期目标的今天,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改革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认同及审美演变——从《乔厂长上任记》到《那儿》

“改革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乔光朴”式的强烈民族文化认同,中经“印家厚”式的家庭伦理认同,“康伟业”、“林珠”式的跨国文化认同,“吕建国”式的社群伦理认同,最终发展到“朱卫国”式的社群伦理认同的危机及宗教式认同.“改革题材小说”中文化认同的蜕变使作品的审美品格经历了从悲壮、情调叙事、悲凉到悲剧的演变.然而这样一种历时的、被动地依据时代和社会变革书写文化认同的方式体现了“改革题材小说”的缺失.《古船》以史诗般的审美风格体现了文化认同的构建必须纳入到对自我与现实的双重超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并不失文学审美特质的综合性思考框架之中.     

系统障碍与制度替代——论关系信任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笔者曾在《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及其市场交易秩序》一文中指出,依靠重建熟人关系来维持市场交易秩序的思路存在约束力困境。在市场交易实践中,熟人关系不过是制度承诺乏力的情况下市场交易主体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维持市场秩序的有益选择。本文将继续讨论关系信任与市场交易秩序乃至社会交往秩序的关系,并将指出,求诸熟人关系的文化倾向是系统合理化的障碍物和制度有效性的替代物,非但无益于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反而是一种掩盖在温情和伦理外衣下,隐秘地破坏现代社会秩序的无组织力量。区分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是分析关系信任之社会影响的关键。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依靠重建关系信任来维护社会秩序是一种值得反思的思想倾向。     

嵌入性消费：理解熟人社会消费机制的一个视角——以农村“办酒”为例

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的特性,以农村“办酒”消费为切入点,采用案例分析研究农村社会的消费机制,结果发现,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办酒”不仅受到个人理性影响,还受到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熟人社会的消费机制不但是由消费者的个人行为构成,而且要与所处的具体情境类型相匹配,体现出与环境的合宜性,行动的理性要受到社会环境约束,因此,个人的消费实际上是嵌入到社会之中,表现为一种“可预测的消费”。     

“我是谁?”和“我们是谁?”——“新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深度迷茫与自性澄明

所有和认同相关的事实(fact而不是things)或家族都可以统摄到文化认同的序列。前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对其他文化(不是他者文化)的好奇或学习的现象而存在;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构成性问题而彰显并泛化;后现代社会,文化认同具象为认同危机并面临艰难抉择。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蜕变为别样的迷茫姿态。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问题不是是其所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如其所求和所求即应得的价值问题或伦理问题。区别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并进一步理解文化的伦理本质,文化认同才能从现实的深度迷茫中获得真正的伦理自觉意义上的自性澄明。     

从"人伦"到"契约":中西方信用文化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调整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信用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借助于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由人伦基础所构成的德性范畴,它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而在西方国家,可以说契约文明构成其信用文化,信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体现了平等自由、等价交换和正当权利的法律原则。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心理和权利义务关系,均被由市场经济利益调整所形成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现代信用,完成了我国信用文化从"人伦"到"契约"的现代转换,进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以科举制度创新为切入点

宋初的科举制度改革促进了“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士绅阶层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将儒家道德理想普及于民间社会,即通过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国家/士绅/民众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合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关系的“顶层认同”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底层认同”中均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重新梳理和认识传统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当代转型,正确对待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文化前提.     

关于伦理与道德质向关系的方法论意义

伦理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 ,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与社会道德之间存在着一种伦理的资源需求与道德的资源供给的特定关系 ,可以从“质”和“向”两个维度来把握 ,其“质向关系”具有多种的类型。认识和研究这类关系 ,对于深化伦理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认识 ,同时对如何合理认识和评价社会道德资源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对如何加强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 ,对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伦理等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和谐社会视角下文化软实力及其构建

文化被确认为一种软实力后,各国就都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文化软实力作为人们的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构建文化软实力,必须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性力量,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作用,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弘扬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同时还要正确处理文化的继承性与超越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警惕“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

所谓“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通常是指由某种利益关系和血缘、情感维系的人际群体构成的管理秩序与社会形态。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以“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     

论公共关系与中国文化环境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指出中国的文化环境与现代公关的要求不相适应。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经济和人性的发展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作为一套价值体系,儒家伦理事实上已深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规定和制约着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公关意识是一种开放性的、行动化的积极意识,必须建立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化和商业化这两个层面上,“民主参与”与“商业竞争”是公关的两个重心、两大基础。中国目前要努力强化“公民”、“公仆”、“公德”、“公众”、“公平”、“公开”六种文化意识,改造旧有的文化环境,使之适应现代公关发展的需要。     

梁漱溟:“伦理本位”的中国文化及其走向——以《中国文化的命运》为中心

梁漱溟认为,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中国以伦理组织社会,中国文化自然是“伦理本位”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他指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本特征,这一特点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中国文化以“伦理情谊,人生向上”见长,另一方面又因“伦理本位”而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所以,中国新文化之路应“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本体论意义上的“情”何以是伦理的?

“情”作为人的重要的存在方式,既是个人生存于世间的有感而发,也是连接家人、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在本体意义上由“感”而生的“情”可以成为伦理学讨论的对象,因为它带有善恶意味,能够成为涵养道德行为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儒家礼乐文明对情与欲的节制,使得“情”的存在意义由个体延伸到群体,并在家人和陌生人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使得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得到维持.“情”是儒家伦理走出家庭伦理局限而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路径——基于价值认同的角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一个教育灌输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认同的过程。要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认同,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需要把握好“尊重多样差异,坚持一元导向”的价值引导、“坚持平等沟通,实现渐进渗透”的价值转化和“寻求社会共识,凝聚发展合力”的价值整合三个环节。     

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变迁的过程,日本对西方先进文化价值体系的认同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拒斥;2.低层次认同;3.全面认同;4.文化整合。历史表明,是西方的近代文化体系整合了日本的传统文化。文化体系与民族是两个不能混同的概念。“和魂洋才”是一种民族血统论,“中体西用”则是一种文化道统论,前者强调民族的优越性、正统性,后者强调的却是文化的优越性和正统牲。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态度有一个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