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的实现与法律方法的综合运用

罪刑法定的实现关键在于司法运作环节,法律方法司法定向的特征与罪刑法定的司法实现正相契合。纵向而言,法律方法自近代大体经历近乎机械适用的设计到允许法官解释法律,再到法律论证的演变,反映了法律适用理论与实践不断提升的过程。横向上来看,具体法律方法之间既相对照更存密切关联,当今的个案裁判很难说仅采用其中一种法律方法能够完成。因此,立足于我国法治后发型的现实,依案件事实与罪刑规范的不同关系,综合运用不同法律方法并依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对我国罪刑法定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合同形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合同形式与合同效力的关系问题历来在我国法律的规定中就不甚明了.法律规定的模糊阻碍了司法实践的统一运作.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对各国法律的比较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此问题的相关立法规定、学理的梳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助益.     

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

本文通过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经验的和理论的分析指出，尽管实践中具体的法律解释常常获得成功（社会接受），但是法律解释尚无法构成一种抽象化的获得确定的法律结论并保证法律适用的方法。法律解释的这一难题从根本上是由于：１．司法活动是一种决定他人命运的实践，涉及到综合性的判断，而不是一种个人化的智识性的理解，法律解释在司法的作用是提供决策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正当理由；２．法律解释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述，而语言文字并不总是能充分表现具体解释的思考、决断过程，后者涉及大量的无法交流或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     

法治理念下"服从"与"创造"的司法定位——对法律解释方法论的反思与重构

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的任务就是要把抽象概括的法律运用到具体特定的个案中,然而无论法律制定的多么周祥,它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也不可能天然吻合,在立法过程中被立法者浑然不觉的法律自身的漏洞、歧义、冲突、矛盾,无论其潜伏期有多长,迟早会在司法过程中暴露出来,司法者必须借助于某种技术来弥合它们,这就是法律解释.[1] 一、法律解释的必然性分析——问题的提出 从整个国家权力制度结构的原初设计上来看,法律解释并没有受到高度的重视.马克瓦德就曾经问道:"解释学是一门艺术,即从文本中得出其中没有的东西.问题在于:既然有了文本,还要法律解释干什么?"[2]但是.司法实践的发展却使得法律解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断被人们发现.     

边缘法学研究之我见

边缘法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兴交叉学科,由法学与相关学科相结合而产生。它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提高法学研究、法律活动、司法实践的良好社会效果。边缘法学与法学、法律横向联系,是法学、法律相关的知识扩展。     

论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为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对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反对对法律的恣意解释与过度解释,这主要表现为在司法裁判中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     

论我国“直接适用的法”制度的演进及实践——以我国的相关实践为主要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的规定,是我国理论、立法、司法三方面实践成果的集中体现,但在具体适用中,相关规定仍过于笼统,缺少区分"直接适用的法"与其他强制性规范的具体标准,依然存在与公共秩序保留、法律规避等其他国际私法范畴混淆的可能性。在国际合作日渐紧密的背景下,附条件地适用外国"直接适用的法"是大势所趋,我国的立法在适当的时候应予以规定。     

论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地位

债转股的正式启动是解决银行不良债务 ,促进国企轻装转制的新曙光。债转股能否达到双赢的效果与它自身的具体运作紧密相关。而运作的关键就在于确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地位。其法律地位主要体现为其自身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在债转股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对实现债转股的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从合法性、合理性到可接受性

虽然德沃金强调"惟一正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还是一种现实状态,由此引发了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问题.作为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合法性与合理性有其固有缺陷.在最低的合法性标准与最高的合理性标准之间,可接受性因其妥协和综合的性质而成为法律解释评价标准的次优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法律方法的开放性趋势.     

美国“测试案”初探

“测试案”是指为确立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权利而提起的诉讼。它是美国法律文化及政治运作的一个缩影,反映了美国法律乃至政治实践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对“测试案”产生的理论基础、制度背景以及在．其运行中所涉及的主体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我国的司法体制进步会有所助益。     

抽象概念在指导性案例中的具体化方式--以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11号为例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将法律规范中的抽象概念进行具体化阐释,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指导性案例能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提示和启发。在指导性案例11号中,司法者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了扩张解释,对“公共财产”进行了创新性的界定,其中都体现了经验、智慧和实践理性。但是,这种阐释也有一定的隐忧,包括扩张解释边界、法官能动性的发挥都不确定,法律解释方法的实用主义色彩以及忽视量刑环节等。指导性案例中对抽象概念的阐释实质上是司法实践现状与发展方向的缩影。     

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变通行为的内在逻辑

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变通行为的动力原则是司法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而这种行为惯习又来自于政法体制,即来自于以法律的治理化为原则的权力场域。一方面,政法体制限制了行为主体的行动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变通的行为惯习;另一方面,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反过来又建构了这种政法体制。正是这种特有的司法场域运作的逻辑导致了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的任意变通现象,要改变这种任意变通的现象使得民族地区司法实践规范化,必须重塑民族地区司法场域的结构和运作逻辑。     

论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 ,它是一种法理型权威。司法权威一方面源于法律对司法机关赋予的权利和司法权运作的合法性、合理性 ,另一方面取决于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司法权威与法律权威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现实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司法权的权威并没有完全树立 ,要树立司法权威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军府体制下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及运作

军府体制下,因多种行政管理模式的施行以及民族、文化的多样,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与运作呈现出突出的有别于内地直省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而军府衙门在司法体系当中的核心与主导地位又显现出清代新疆司法体系与运作的一体性。清末建省后,新疆行政建置统一于内地,多元法律的一体化在司法领域得到进一步推进。     

关于法律逻辑学课程改革的探讨

法律逻辑学对法学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司法实务人员的重视。目前,法律逻辑学尚未形成自己完全独立的体系,法律逻辑学课程与普通逻辑学课程差别不大,与法学领域联系不够紧密。应就法律逻辑学在法学课程中的定位、课程内容,以及体例结构安排、法律逻辑学与法学课程的结合、对课程讲授者、教学对象及教学方法的要求等方面进行认真思考,改革课程的内容及教学,以发挥该学科对法学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辅助和指导作用。     

透视我国法学教育与司法职业的脱钩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现了法学学士及硕士就业难,而社会对司法精英之需求更强烈的尴尬现象,如何培养现代法律人才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其实,法学教育涉及的知识外延与专业内涵相当广泛,需要社科界与司法界的紧密合作.对此,研究发现,如何培养强化法学教育的应用性和复合性,正是我国现代教育改革面临的新一轮挑战.面对我国高校原有法学教育重学术、轻实践现象引发的社会问题,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现代法学教育理念,我们应当强化法学教育与司法职业教育的紧密衔接和统一,强化高校发展应用型法律人才的系列培养工作,切实开拓现代法学教育新模式.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文章认为<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立法解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学界当下的关注点不应再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存疑,而应将重心放在如何合法行使司法解释权上.     

简论目的解释及其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目的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而被广泛地应用。它具有:依据立法目的而不是立法本意进行解释;应用中更注意法律目的而不是社会目的的衡量等特点。但在法律解释时,应注意避免对目的解释的忽视和误用,恰当处理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的冲突,尽量明确目的解释的适用条件,从而使目的解释更加规范。     

从规则主义到建构主义——以判文解释为视角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视实践中的判文解释,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注重法律的确定性和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和现实人权的保障等。而实践建构主义法律解释观更符合现实需要。建构主义解释不仅探寻法律价值所为何来以及人们在何种方式上达成共识,而且也将日常生活中混合了其他因素且不同向度的情感倾向容纳其中。     

合宪性解释的两个面向——答蔡琳博士

合宪性解释存在两个层面:在违宪审查中的合宪性解释和在普通司法中的合宪性解释.前者是指在违宪审查中,对法律做合宪的解释.而后者则指在普通司法活动中,法官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解释法律,使得法律之含义与宪法相一致.考虑到中国没有有效运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笔者在此前的论文中将合宪性解释严格限定于后者.由于概念使用上的不同,导致了蔡琳博士的质疑.对合宪性解释的两个面向的辨析,有助于此问题的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