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食品管理总论

本文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食品产业的数据出发,围绕其现行食品监管行政管理架构和食品基本法律展开讨论;重点阐述了其三个主要的食品监管机构所实施的管制手段,并分析分散管理的模式所带来的挑战;文章最后对维多利亚州未来的食品管理的改革可能路径做出评价。     

中国消费者协会适应性发展与法律调整

我国消费者协会维护消费者权益及其自身发展受法律制约,主要表现在法律定位、法定经费来源方式和法定职能等。随着消费维权发展形势的变化,消费者协会的作用和地位要进一步突出,需要对相关法律规定要做出调整,调整重点在消费者协会的名称及组织性质、消费者组织体系和组织职能等方面。     

探析社会组织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建构

自2012年新修订《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出公益诉讼以来,学界关于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讨论不胜枚举,但是对于明确哪些社会组织能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讨论倒是少之又少。"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在具体实践中如何理解又是一大难点。本文围绕着"法律规定"和"有关性",分别探讨了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社会组织所应具备的条件,以及对我国目前多发的环境与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组织主体资格进行了分析。     

投资劝诱的金融私法规制:困境及出路

投资劝诱是金融机构销售投资性金融产品时的主要营业行为,是金融机构成功销售金融商品的主要途径。从私法视角考察,投资劝诱法律本质是一种要约邀请行为;从金融商品销售规制的法理来看,强化私法规制尤为重要。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规范中缺乏金融消费者的合同撤回权制度,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适用亦存在诸多困境。治本之策是完善金融特别法律规范,在投资性金融产品销售法律规范中全面引入"冷静期"制度,并完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而治标之策是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一般私法规范和原理,对投资劝诱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和相关民事责任进行法理解释从而实现规制。     

KTV版权费集体管理之相关问题探讨

通过法律途径对版权加以保护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权利人因此获取报酬更是对其创作行为的合理补偿和适当奖励。然而,在当前争论达到白热化阶段的KTV版权费事件中,依靠集体管理模式收取版权使用费却被说成是"财富掠夺"。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相对分散的著作权利人以集体管理方式维护合法权益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而与之相关的KTV经营者,广大消费者,管理者以及监督者各方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并亟待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深入对话与良性合作。     

论法律评价的机制、逻辑和矛盾

从评价论范畴对法律评价进行理论研究,能够揭示法律评价的特殊内涵及机制。广义的法律评价是对法律规范及司法活动进行评价,不同于司法机关即法院和检察院适用法律的评价活动即狭义的法律评价。法律评价作为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有机"方式,体现在法律评价的程序中。以司法活动中的刑事诉讼程序为例,可以揭示法律评价的机制。法律逻辑不同于法治逻辑。前者是法律评价的内在逻辑和逻辑起点,是在法律评价中把要解决的人的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内在的原因"。司法机关中的个人的"公"与"私"之间的矛盾以及司法机关在法律评价的决策上的"公"与"私"之间的矛盾是法律评价中矛盾现象的集中表现。在法律评价中,"权力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经常交织在一起,成为司法腐败行为的典型表现,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法律评价中司法腐败的一些新特点。     

天下看点

正澳大利亚:禁止学生带手机进课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近日出台禁令,自2020年第一学期起,该州公立中小学校全面禁止学生带手机进课堂。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等3个州也相继跟进,目前出台禁令的4个州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2/3。"电子设备有时能够辅助学习,但若过度沉迷,就可能出现问题。"塔斯马尼亚     

法哲学视角下消费者运动的价值考量

消费者运动肇始于19世纪的英国,然后迅速波及西欧和北美,并于20世纪逐步向全球扩展.这一运动经历了从个体到群体、从自发性到组织性、从激烈对抗到理性表达的转变过程.在法哲学视野下,消费者运动表现为一种促使消费者法律人格特定化的利益诉求,其目标是维护消费者权益.而在社会发展视野下,消费者运动的价值呈现出二元性结构,即既表达出消费者关于安全、公平、福利、尊重的价值追求,又体现出社会运动促进立法发展和完善的价值实践,而且消费者立法也为消费者运动提供了法制保障.因此,消费者运动与法之间的互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     

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问题研究

消费公益诉讼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补充手段,是构建完善的、多元的、多层次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类案件中如何确定诉讼请求是关键环节。消费公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诉讼请求中必然应当包含公共利益因素,应以保护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维护消费领域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来确定诉讼请求。     

日本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问题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通过立法并依据法律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目前已被二十多个国家所重视。日本,便是其中之一。一、制定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概括起来主要有五项:一是购买安全商品的权利;二是获取关于商品方面必要的准确的情报的权利;三是以公正交易的条件选择商品的权利;四是要求改善商品和被害救济的权利;五是接受消费者教育的权利。这是南非大学教授哈特先生一     

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金融市场的演进经历了从投资者“买者自负”到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卖者注意”的历程，伴随着商业实践的演变，最终引发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群体出现分化。非专业的金融投资者逐渐与消费者的身份发生融合，并最终嬗变为新的一类市场主体即金融消费者。基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的“经济人”理性选择，以及彰显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分层现象，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内容复杂化的金融背景环境之下，应转变法律理念来对金融消费者予以倾斜保护，并建构体现实质公平主旨的金融法律制度规范。就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二者间的严重失衡问题，以及基于金融消费者与微观金融组织机构博弈失利的结果表现而言，建构理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为应然选择。应建立投资分类保护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横断化”法制，以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市场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消费者运动论

消资者运动又称消费者保护运动。在本世纪，消费者运动此起彼伏，成为波及全球的国际性运动。在消费者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呼声愈来愈高，出现了消费者组织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再是个人单独行为，而是具有日益明显的组织化、制度化意义的行为，它为解决日益增多的消费者问题做出了贡献。消合者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消费者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由众多的社会成员卷入或参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特殊的社会行为，社会运动是一种试图改变社会秩序或重建社会结构的大规模的特殊形式的社会行为，是一种…     

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辨析——及对民法总则制定的启示

我国与苏联有关法律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之论述,多数均将法律行为的合法与生效混为一谈。实际上,法律行为的成立并不以违法性为判断基准;法律行为是在成立要件中判断其是否成立,于生效要件中才判断其是否生效;法律行为经常与合法与否没有直接关系,"适法"比"合法"更能准确体现出法律行为的本质。《苏联民法》继受自《德国民法》,但缘于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的需要,苏联以国家意志取代了通过意思表示所形成的私法自治,因此认为合法行为才是法律行为。我国的《民法通则》以"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代替了"法律行为",此规定与理论难以自洽,在实践上产生许多变形,一直不乏学者批评。确认无效法律行为(民事行为)得以撤销,对法律行为的中立性与适法性等特质,有辅助厘清的效果。未来民法总则中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将决定我们国家与民族的生活方式,法律人应为此奋斗。     

刍议中国的法律信仰

《法律与宗教》一书不仅论述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也在法学理论层面剖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法律名言令人回味无穷,也将时时引导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如何让看待处理生活中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信仰、上帝和法律三者之间紧密结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法律文化深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濡染。但在西方社会关系中法律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伯尔曼的所言:"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人的信仰。"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来探讨分析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在现实和法学理论上都有深远的意义。     

法治进程中的人文精神流失及补救

众所周知,法律、道德和宗教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三种规范.法律没有道德那样"崇高",也没有宗教那样"神圣",而是时刻立足于现实的"世俗人"和"世俗社会".它注重人的具体行为,通过调整并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而达致一种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因而,法律的核心关怀必然是人.马克思认为,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必备规律,而"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1](P281).     

"原则的引入"与"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后记中,哈特将"原则"作为不同于规则的另一元素引入了法律体系。这种在法律概念的外延上的扩充,不可避免地对其一贯持有的"一般性、描述性法理学"的方法论立场造成了冲击。在把"原则"补入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哈特的法律理论的自恰性与解释力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整体上看,原则的引入并没有对分析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构成严重威胁,但从内部来看,分离命题的消极性倾向却经由原则问题得到更加细致、清晰的阐释。     

明清时是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正制假、售假、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历来为人们所痛斥。古代虽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日",但从一些法令条文、史籍及民间笔记中,仍然可以看出古人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视和保护。兵马司兼管"市司"欺行霸市"无帖"经营"杖一百"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设兵马司,兼管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一体兼领市司"。永乐二年(1404年)北平(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改称北京)设城市兵马司,"兼领市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职责颇繁",其中     

中国当前法律文化冲突成因及整合功能

法律文化冲突是法律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一种非耦合现象。传统法律文化中独特的"宗族"观念与"无讼"观念成为了当前社会法律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更多的从文化这一上位范畴去看待这一冲突,把它视为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整合现象,而不是单纯地把这种冲突视为两种不同法律文化间的对立或吞没。     

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至2009年底《侵权责任法》通过,我国法律体系中共有5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英美法系的一项独特的制度,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这项制度后,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本文拟探讨惩罚性赔偿的三个问题,即理论基础、具体适用和惩罚性赔偿中国情境。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基于传统补偿性赔偿损害的不足,具有补偿、制裁、威慑三大功能;同时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本质属性是"类刑罚性"。在具体适用部分,主要探讨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数额限制。     

Historicist Approach to Legal Transplantation and Social Consensus Building

历史主义法律移植研究存在着基本缺陷。这种研究实际上不能解决法律移植的根本问题,尤其当这种研究的隐含目的指向未来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展开法律移植实践,本文认为,深入理解法律移植的实质也即廓清"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活动是同质的",非常必要。这一理解,也许能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历史主义法律移植研究的困难,此外,也许能使我们从另外一角度去理解法律移植的未来途径。以此作为基础,本文认为,从"法律与政治"的应然关系入手,在"当下"的社会共识建立中寻找追求,是解决法律移植问题的一个新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