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乌浒”新探

“乌浒”是东汉时越人的别名。民族史学界普遍认为,乌浒人与壮族有渊源关系,但对“乌浒”这一名称的语源却是众论纷云。有说源于酋长之名“无余”的,有的说是“骆越”音转的,也有说得名于楚国方言“于菟”的,各持己见,分歧不一。笔者亦就提出一孔之见,就教于大家。 历代史籍对“乌浒”一称,有过不同的记载。万震《南州异物志》:“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五》认为,乌浒人得名于横州之乌浒山。杨孚《异物志》则说:“乌浒,南蛮之别名”。范晔《后汉书·灵帝纪》“玉林乌浒民相率     

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要准确评估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有必要搞清它的征引文献,从而分清哪些是黄遵宪的独创,哪些转引自其他资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地理志、物产志、学术志、礼俗志和工艺志中大量征引了《日本地志提要》、《艺苑日涉》和《国史纪事本末》三书,证明了这部分内容并非完全是作者的原创.《日本国志》中征引的这些书皆为学术性很强的著作,黄遵宪在东瀛浩瀚的文献中能钟情于此,说明他具有良好的鉴别资料的识见.征引时,黄遵宪以我为主,态度严谨,有力地保证了《日本国志》的学术性.     

《齐乘》《风土》章校注

元人于钦(1283—1333)所著《齐乘》一书,乃山东古代地志之硕果仅存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中最有古法;”又谓其“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所得究多,故向推为善本。”予以高度之评价。明清以来,山东史志于此固多沿袭,而今日之作山东古史     

中柬关系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一、两国关系的开端 关于中柬两国关系的开端,长期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发表的有关论著,颇有争议。所谓开端,就是两国交往的开始,也就是两国之间最早的往来。“开端”只有一个,不能有许多个开端,而且考证两国关系的开端所依据的历史材料,必须说明有“往来”关系,不然就不能成为两国关系开端的依据。 例如,我国东汉人杨孚,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写的《异物志》一书谈了柬埔寨,书中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唐代的捉钱制

捉钱制始於隋,盛於唐。《通典》35隋条云:“文帝时,尝以百寮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人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从之。”唐代此项制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食货志》等,都不乏记载。如《会要》竟用了93一整卷(以下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是卷)篇幅。唯典籍皆侧重记中央诸司,又互有异同。而本世纪先后发现的文书,如敦煌县文化馆藏地志文书、《唐光启元年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残沙州地志》以及吐鲁番出土的有关文书,记载地方公廨本钱,对典籍是一个补充。《兰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年二月号载薛英     

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

正史中有七部河渠志，即史记、汉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司马迁有感于水之利害与国计民生关系至切，创《河渠书》，以记战国至西汉武帝时全国水利建设的概况。班固《沟血志》则以记黄河为主，盖西汉河患严重使然。此后修史者均以河患多寡为是否设河渠志之准则，东汉至唐中期，黄河相对安定近八百年，故《后汉书》至两唐书均无河渠志，宋代以后河患严重，故各史均列河渠志篇。     

苏州的乡镇志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其内容之丰富,卷帙之浩繁,在世界各国是无与伦比的。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方志有8500多种,这是我国的文化宝库,重要的历史文献。《禹贡》和《山海经》是最古的人文和地文地理。东汉袁康的《越绝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是现存记载有关吴越风土人情,具有地方志的雏形。《隋书·经藉志》:“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隋唐地方志多达一百余种,有地方志总志、区域志,如陆广微撰《吴地记》、唐林谞撰《闽中记》等。     

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

《越绝书》是一部古籍,《四库全书》编入史部载记类,历来公私书目也常常编入杂史、稗史之类,所以它是我国的一部古老历史文献.《越绝书》的内容,有三方面为历来学者所特别重视.第一,此书详细记载了吴越交兵,越王勾践生聚教训,最后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经过,内容涉及兵法、权谋、术数等等,所以清钱培名在其《越绝书札记》中说:“《越绝》,复仇之书也”.第二,《越绝书》为我国以后出现的大量地方志开创了范例,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序志说:“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序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祖.”乾隆《醴泉县志》毕沅序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此书中特别是《吴地传》与《地传》两篇,对吴越山川、地理、城池、物产     

蜀汉重庆人口考

考蜀汉时期重庆人口,由于《三国志》阙“地理志”,无直接材料可作依据,只能凭间接材料。先求东汉重庆人口及其在益州（含凉州武都郡）人口中之比重,再考蜀汉兵力以证蜀汉人口,后依东汉重庆人口在益州人口中的比重,考出蜀汉重庆人口为户１９９ ６５０、口６８９ ７００。     

《后汉书》补表十五种考论

《史记》有十表八书,《汉书》有八表十志,而《后汉书》却只有纪传,表志阙如。萧梁时刘昭注《后汉书》,将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分为三十卷补之,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合刊为一书。而宋、清两代为《后汉书》补表者众,前后有七家,一十五种,却至今无一可以罗入,且陷入了弃之难舍、取之难用的尴尬境地。原因在于这些表时代背景不同,撰写者掌握的史料不同,史识不同,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存在着许多歧误。如今,不少古籍被整理出来,考古出土大量文物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对诸家补表重新审视,整齐体例,勘合异同,正误补阙,成一家之言,使之成为东汉史研究的学术支持。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后汉书五行志》中的童谣与东汉政治

童谣是五行志家作为占卜的谶语。童谣表面上虽罩着一层浓重的封建迷信的面纱,但在面纱后面却可窥见到强烈的时代内容。《后汉书五行志》中所收辑的十三首童谣,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它们上启西汉末,下止东汉末,反映了整个东汉政治兴衰的过程。     

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

在汉代,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代表的史传写作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主流。东汉以后,独立于史传之外的人物传记写作又见繁荣,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类传记创作达到了鼎盛。《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将这一类传记“部而类之,名之曰杂传”;后人亦称之为杂体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杂传后世大量散佚,根据《隋志》史部杂传类所保留的部分魏晋杂传书目以     

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总绪论

正早在《尚书.禹贡》和《山海经》中已有关于中国地域的描述,它们记载了各地的山川、土地、动物、植物、农产、矿产,还记载了一些神话,可以视为有关地域文化的发轫之作。此后出现了许多地理书籍,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影响尤为深远。前者记载了西汉的疆域、户口、物产、风俗等;后者通过对《水经》的注解,记录了许多河流及沿岸的风物,保存了丰富的地理和人文信息。本书对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重视古代的传     

论东汉《左传》地位之变迁

就整个东汉经学演变来说,《左传》地位的变迁无疑是最突出的事实。《左传》成为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著向标。考察东汉《左传》地位的变迁,可以看到,东汉前期(光武至明帝)、东汉中期(章帝至质帝)和东汉后期(桓帝至献帝)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左传》地位变迁的递升轨迹。     

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渲染敷陈春秋末年吴越相继兴亡故事的专著《吴越春秋》,史家著录,自《后汉书·赵晔传》、《隋书·经籍志》迄《四库》,都以其为东汉经师赵晔所撰。今各家文学史、小说史等论著都采用此说,本无可疑。然《隋书·经籍志》、新旧《唐志》、《读书志》、《通考》等均著录晔撰《吴越春秋》十二卷,自《宋志》以降,已作十卷,与今传本(指元大德十年刊本)同。隋、唐二志及《读书志》、《通考》同时并载有晋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并见《晋书》),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而自《宋志》以降,杨方、皇甫遵二书即不见著录。由此,遂有今传本出于谁手之疑。自明迄今,歧说尚多,大致有五,现缕述如下:     

浅议祝穆《方舆胜览》的编纂旨趣与特点

《方舆胜览》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类书。其实,从其撰述旨趣和对边疆地理的关注程度看,它是以“周知天下,得助江山”为己任的地理志。但与以往地理志所不同的是它少了四至八道、人口、贡赋等内容和对自然地理的翔实记述,而且在因依传统地志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更加关注人物、吟山咏水的诗词歌赋及风俗等人文内容,使传统地理志的记载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文献价值上有着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