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本文将从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外来移民这三个方面分析全球化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正负面影响。虽然美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全球化对美国的副作用越来越凸显,引起了中下层白人的反对,并导致特朗普在最近的大选中上台。反全球化激发的美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政策,将可能危害美国的现存体制和国际秩序。美国的例子说明,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当今世界,它既是一个发展趋势,也因其副作用而引起反全球化的反弹和来自原主要推动者的阻力。因此,全球化的副作用及反全球化的现象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国家角色转变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建构“自由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和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西方世界涌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风潮,美欧等国纷纷“夺回主权”,全球化受到严重阻遏。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

特朗普执政后,开始实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反对多边主义,主张双边谈判。在美国对日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日本加快扩展对外经贸关系的形势下,美国与日本缔结双边贸易协定、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明显上升。2019年4月,美日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并在半年内签署了初步贸易协定,其范围基本未超日本所要求的货物贸易内容,仅增加了数字贸易领域,反映出日本与美国欲在新一轮国际贸易体系转型中引领规则与标准制定的战略意向。日美贸易协定对日本的预期经济效果低于CPTPP和日欧EPA,尤其是日本的农业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依照特朗普政府对日谈判方针,日美今后还将围绕汇率条款、原产地规则、投资及服务贸易等问题展开谈判,日本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挑战。     

西方国家弱势群体"反全球化"的根源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在 2 0世纪 90年代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 ,它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令人震惊和值得深思的是西方国家既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又是反全球化的主阵地。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主要群体是担心失业、担心丧失福利 ,害怕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全球化进程中失业问题、削减社会福利、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是导致反全球化的直接原因 ,其根源在于私人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     

“美国优先”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探析

"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执政理念,迎合了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点是振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对内,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加强边控修复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各项国家职能;对外,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同盟制度,打压"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跨境威胁团体",为重振美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也因此对美韩同盟进行了一次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调整。制度层面,特朗普政府要求重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分配防卫义务;国际行为体层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求韩国配合"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鲜弃核。特朗普政府在大部分议题领域都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并以美韩同盟再调整为筹码,向其他谈判对手施压。但是,上述调整也加剧了同盟内部的不平衡性,削弱了同盟的道义基础,暴露了两国在同盟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面孔

正奥巴马年内或重返政坛让特朗普难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正式卸任已一年之久,近日,美媒消息称其正计划于2018年重返政治舞台,为赢得关键的中期选举奠定基础。与备受质疑的现任总统特朗普不同,奥巴马在离任之后支持率仍旧居高不下,美媒猜测他的回归将会让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感到寝食难安。11月份将举行美国中期选举,即在     

TPP的政治学:美日协作的动因与困境

TPP的兴起,源于美日两国贸易政策的合流。美日对TPP的解读,强调了其制衡中国的战略价值和适应供应链贸易、推动增长的经济价值。这样的论点有助于在政治精英中形成共识,却难以说服普通民众,导致TPP在首相官邸主导的日本政治中获胜,却在地方政治主导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受挫。TPP没能弥合全球化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造成的裂痕,反而增加了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碎片化的风险,这是美日贸易政策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特朗普的当选不仅使TPP前途黯淡,还可能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而日本的贸易政策是否会继续以美国为中心展开也存在诸多变数。     

当今世界的反全球化力量

世界上除民族国家外 ,还有着限制、甚至抵抗全球化影响的另一大类角色 ,即各种各样对全球化效应严重不满的“反全球化力量”。仅就这一点而言 ,它们在同民族国家一起促进维持世界政治之传统的基本性质的延续。这些反全球化力量主要包括 :旨在维持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之侵蚀和支配的宗教 文化运动 ;以跨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文化势力为主要靶子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或意识形态 ;由于全球化威胁或剥夺其就业而反对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部分劳工 ,他们构成那里劳工界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社会基础 ;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人权运动分子等成分构成的部分反全球化运动 ,它们带有后现代和世界主义色彩。反全球化运动内部成分庞杂 ,与此相关各种反全球化力量互相间在要求和信念方面有其深刻的矛盾。具有突出的显示效应的大众游行、对当代信息技术 (特别是互联网 )的运用和跨国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活跃 ,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运作特征。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机制2020展望》研讨会综述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 ,如国际金融动荡、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等使反全球化浪潮兴起 ,尤其是今年在意大利热亚那召开的 8国首脑会议在反全球化示威者阵阵抗议声中无果而终 ,使下一届 8国会议的东道国加拿大迫切地感受到推动全球治理的完善和改革现存国际机制的必要性。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 (ＰａｕｌＭａｒｔｉｎ)因此委托加拿大前外交部副部长、维多利亚大学全球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高登·史密斯 (ＧｏｒｄｏｎＳｍｉｔｈ)教授于今年 8月 2 9- 31日在维多利亚召开了一次“全球治理机制 2 0 2 0展望”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加、英、法、…     

美欧对华“去风险”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对华“去风险”概念以来,美欧在该概念措辞上逐步趋于一致,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其主导的国际机制,联手推进“趋同存异”的对华“去风险”进程。美欧意图联合盟友和伙伴,拉拢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关键产品供应链、“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新兴技术标准制定、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进一步朝着具体化、机制化、趋同化的方向发展。同时,美欧虽然均采用“去风险”的对华政策表述,在战略意图、实施路径等方面存在趋同之处,但仍在战略目标、优先区域等方面有所区别。美欧对华“去风险”战略给中国经济、科技、外交层面带来一定压力,但其战略目标能否完全实现,不仅取决于美欧之间政策的趋同水平,还取决于美欧正致力于推进的新规范在全球层面的接受度,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进程中的国家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要特征,它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共同作用于时代发展的全过程;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决定着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国家,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发达国家应重新审视其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尽量减少或避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发展中国家既要利用全球化有利的一面不断发展本国经济,又要利用“反全球化”运动维护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危机:表现、原因及发展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危机特征。二战后与美国社会进步相伴而生的贫富分化、族裔关系复杂化、价值多元化等社会矛盾引发了美国的政治危机,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给美国带来的全新挑战则激化了美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了特朗普时代严重的政治危机。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部分民众和精英解决政治危机的尝试,但其上台本身就引发了不小的危机,同时,特朗普意图缓解危机的政策措施又加剧了美国的政治危机。危机强烈地冲击了美国的政治共识,但尚未对其形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因此,危机还是有可能缓解的。然而,这个危机是整个西方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化解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也很有可能会为世界政治经济增添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高桥财政与罗斯福新政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分期的意义。日美两国都由此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不同的是,日本加速法西斯化,美国则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日美两国政治走向不同,有诸多因素,不宜简单论之。本文试图对两国当时的反危机政策(“高桥财政”与“罗斯福新政”)略作比较。     

未来学和21世纪的日本

难言的理想描绘未来社会蓝图并不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从明治维新日本开国,沐浴近代产业文明以来,日本人似乎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否定过去。明治时代否定“江户”,二战后则否定“战前”,同时以大洋彼岸(美欧)为楷模不断进取,接受了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西欧近代文明、日美安保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各自拥有信徒和信仰领域,相安无事地统一在日本的价值体系中。     

"新大西洋宪章"构想与日本对欧外交

1973年4月23日,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在AP通信临时总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尼克松总统正在考虑与欧州间构建新大西洋宪章.该论点成为同年5月3日发行的美国外交白皮书的基调.这似乎是一个堪与1941年8月美英首脑会议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相当的称呼,但是与理想主义、国际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大西洋宪章>相比而言,"新大西洋宪章"的调子低了许多,是一个现实主义色彩较为鲜明的构想.其主要目的是调整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摩擦,缓和经济矛盾,转嫁美国的防卫负担.同时,基辛格在演说当中还呼吁日本参加."新大西洋宪章"构想的提出引起了日欧的不同反应,欧洲各国态度较为消极,均认为构建新大西洋联盟的时机尚未成熟.而日本则在犹豫不决后,转变了对欧政策,通过田中政府的首脑外交,强化日欧双边关系,进而发生了日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态势.因而通过深入研究、剖析"新大西洋宪章"构想与日本对欧政策调整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世界政治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分析.     

美国台海动向观察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中美建交已40多年,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受两国贸易战升级、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以及台湾当局主动与美相勾连等因素影响,特朗普政府大肆操弄“台湾牌”,美介入台海动作明显加大,影响非常恶劣,使中美关系降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拜登政府上台后,舆论多数认为,虽然美国对台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态度和方式都可能出现一定程度调整。     

经贸纷争与合作:美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美欧之间的经贸纷争与合作是美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一直贯穿于战后美欧关系的发展中。"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援助政策帮助欧洲恢复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复苏,同时也成功地通过援助附带的经济要求打开了欧洲市场,并且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成为制度的设计者和主导者。随着欧洲实力的恢复,特别是欧洲开始实施一体化战略以来,美欧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摩擦日渐增多。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为美欧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提供了新的契机,合作仍然成为美欧关系在经贸领域的主旋律。     

试析特朗普“新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了解特朗普"新政"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好理解当前并预判未来美国内政外交的走向。特朗普"新政"的内涵可从内政、外交、社会思潮三个维度来解读。内政方面,主要体现为4项内容:大减税、促就业、争民心、反移民。对内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的增长,执政效果较好。外交方面,体现为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继承并发扬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三大外交法宝"。社会思潮方面,特朗普"新政"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所谓"政治正确性"与"道德正确性",让过度"左倾"的美国回归正态。同时,我们不宜过分解读特朗普"新政"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而应从战略高度认知和正面塑造中美关系。     

“中国通”白邦瑞:中国在下一盘赶超美国的百年大棋

正作为特朗普的“中国通”大脑,白邦瑞是白宫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白邦瑞,一个能讲地道汉语的美国人,确如特朗普对他的评价,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称得上是美国国内的顶级权威。不过,这种权威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以“威胁论”的形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