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高利贷的刑法规制

民间高利贷由来已久.民间高利贷有利有弊,其利同普通民间借贷,可暂解燃眉之急.然而,其弊远大于其利.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该方面法律的缺失,使得民间高利贷没有得到一个较好的规制,给司法实践也带来了困扰.本文主要通过对民间高利贷的本质和社会危害性的分析,阐释将该行为犯罪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简单提出如何完善这方面的刑法规制.     

论唐代乡村的民间结社

唐代民间私社的活动比较普遍,除了以修寺、造像、诵经、设斋等奉事僧佛的社邑外,以营葬活动为主,兼及其他经济互助活动的社邑是唐代民间私社的主体。除社祭功能外,唐代民间私社还具有其他若干种社会功能,具有严密的组织和独特的活动方式,是与官方的乡里组织并存的民间组织体系,在乡村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唐代士人节令假心态初探

我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最大因素是自然环境,因此便有了长期对天象、季候的观测。在这种经验的积累上,先民们制定了历法,历法是官方对于来自民间的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固化整合。而节令假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考察了唐代节令假中士人的心态。唐代士人的节假日的心态大致如下:对节日普遍文化内涵的体认;迎合帝王,装点升平;士人的个体化情绪。     

唐诗中的典当现象刍议

中国典当业最初发轫于南北朝,唐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不仅寺院开设质库进行交易,而且民间和官方也参与到这一行业中。唐代共有24位诗人在他们的40首诗歌中反映了当时的典当现象,这些诗歌提到的主要典当物品有衣物、琴、书籍等。唐人典当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文人典钱买酒,二是穷人典钱纳税。唐代典当诗为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理性论辩

一些学者否定我国司法对民间"放贷型高利贷"①以非法经营入罪的合理性。其哲学价值论否定在强调高利贷的自由时忽视了秩序与公平以及自由的虚假性,在强调高利贷的效率时忽视了其他价值以及效率的多维性,而且其效率只是一种假想,缺乏实证支持,而实证的结果却相反;其刑法解释论否定忽视了高利贷犯罪与高利转贷罪和赌博罪的显著不同以及竞合情形的处理,有误解刑法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之虞。基于中国犯罪观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考量,对"放贷型高利贷"司法入罪具有合理性。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民间金融监管的“马歇尔困局”

在民间金融市场中,利率形成机制不畅导致高利贷盛行,融资行为具有典型的投机性和庞氏融资特征,交易合约的成立和执行具有典型的"圈层社会"特征,这些因素导致民间金融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需要国家干预以恢复市场效率。然而,现有的监管制度偏离了民间金融风险特质、高涨的民间融资需求和投资人法益保护,与社会认同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致使监管失灵。只有以商事性民间金融交易行为为监管界限,合理保护适度的融资自由,建立差别化的市场准入制度,将高利贷纳入刑法制裁,完善风险监管配套制度,才能矫正双重失灵现象。     

论唐代祈雨诗的民俗文化内涵

在唐代祈雨文化中,民间信仰、祈雨形式丰富多样,民间多神崇拜风俗很盛行,反映了我国古人万物有灵的文化思想,以及对风调雨顺、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中对古代先圣良吏及当朝人物的崇拜,更是寄托着人们的善政理想与现实关切。同时,唐代祈雨诗也反映了唐代祈雨方式中的一些特殊文化现象,其中以镜祈雨反映出宗教文化思想对唐代祈雨习俗的影响,而"焚巫""暴巫"以及鼍崇拜等祈雨习俗,则反映了唐代民间信仰及祈雨文化的丰富与多元。因此,唐代大量内容丰富的祈雨诗对唐代祈雨文化与习俗给予了生动表现或深刻反映,让我们对唐代社会风俗与民间信仰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而使这些诗歌也具有一定的"诗史"价值。     

从律令到判：唐代天文政策试论

以《唐律》为标志,唐代对天文玄象实行严格控制与禁止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在前期,中央政令由于制度力量的保证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而禁止＂私习天文＂、＂禁藏天文图谶＂的政策在民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这在现存唐人的诸多判文如《家僮视天判》中有生动体现。但是,随着太史局（司天台）的独立及天文机构的扩大,官方天文官员在安史战乱的冲击下出现了欠缺之势,朝廷迫不得已放宽了对天文玄象的控制,乃至向民间征召天文历算人员,这使得唐代的天文政策呈现出很大的弹性和灵活特征。在这种情势下,与天文历算之学的长足发展相适应,唐代社会中盛行着较为浓厚的星占风气。     

论我国新高利贷现象的泛起

近年来，随着商业信用和民间借贷的恢复和发展，高利贷现象在中国沉渣泛起。当前我国的高利贷与旧高利贷有所不同，故名之为“新高利贷现象”，它表现为关系人复杂、利率畸高，共产生的原因也复杂多样。新高利贷现象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引发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犯罪，故不能任其泛滥，必须予以打击，可以通过宣传引导和教育、法制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等措施，彻底消除为害日甚的新高利贷现象。     

近代西北农村高利贷问题初探

高利贷是影响近代西北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高利贷在近代西北农村广泛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近代西北农村的高利贷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并对农民生活、农村经济和西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唐代试诗体系的构建及与文德政治之关系

唐代“以诗取士”择才标准与方式的产生有其服务于文德政治的特定用意,这与统治者尊孔崇儒、认同诗歌政教功能的思想有关。通过全面考察进士科、吏部铨试、博学宏词科、制举、翰林学士院考试中的试诗现象,可以发现唐代在举士选官领域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试诗体系,它对文德政治的实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

唐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之末的一个文化高峰。辽朝虽然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但在文化的选择上仍然是吸收、继承、发展中原文化,特别是唐文化。文章从统治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官吏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礼仪制度、政务制度等制度文化和金银器物、彩瓷、建筑、宫廷仪仗等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     

唐代后期女性地位的转变与婚恋小说的创作及接受——以韩翃与柳氏故事为中心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女性观念和女性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唐代婚恋题材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韩翃与柳氏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版本,两种叙事中柳氏身份的变化显示了中晚唐婚恋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妓女化倾向。以此为中心,通过同类故事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唐代"才子佳人"小说采用"文士-妓女"模式的社会原因。     

汪直：一个不容于时代的海商领袖

作为明代民间从事航海贸易的典型代表,汪直的海商身份不容置疑,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非凡的影响力使其成为这一群体的领袖人物。他讲求商业诚信,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并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互市。而对于＂海盗＂和＂倭寇＂的指摘,并没有准确而可信的证据。汪直的败亡,归根结底是其代表的商业生产方式不容于当时以自然经济为根基的封建社会,最终被统治集团作为政治靶标予以剿除。     

元代葛罗禄族诗人廼贤诗风考论

元代后期葛罗禄族诗人廼贤的诗风可分为清雄峻拔、明丽清逸、沉郁典雅、亢直激越等四种类型,其清雄峻拔的诗风源自盛唐诗歌尤其是李白歌行的影响,明丽清逸的诗风与廼贤的江南经历有关,其沉郁典雅与亢直激越的诗风主要受唐宋诗歌诸大家如杜甫、白居易、黄庭坚、陆游等人的影响。此外,廼贤诗中的民族性与民间性的题材,也有助于其清雄峻拔和明丽清逸风格的形成。     

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私学补充了儿童教育的不足。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唐前期，在官学教育的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为科举服务；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体现了新的特点。     

《武则天秘史》影评:从历史真实到影视真实

2011年年底电视剧《武则天秘史》走红之后,武则天及唐代宫廷历史为人们所高度关注。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现象,这非常值得研究。唐代的大气磅礴在武则天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对武则天的女性认识与形象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对武则天的女性认识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这是历史学界和影视学界"性别书写"的例证。女性意识在初唐的初步松动,到武则天称帝时期妇女开放观念达到高潮,武则天玩弄各种权术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女权时代的巅峰。通过三部影视作品三个不同的武则天和太子形象分析,从历史真实到影视真实,作为武则天的"她"把女人的妩媚与刚强娇柔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造就帝王风范和媚女风流。     

我国供销合作社的经济性质之谜

供销合作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类特殊流通组织。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供销合作社的经济属性模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的精神,供销合作社为集体经济性质。然而,考察供销合作社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供销合作社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按照我国的经济现实,供销合作社应是处在政府、市场和农民之间,亦民、亦官、亦商的特殊经济组织。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机制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信息公开既是公众获取重要信息资源的直接途径,也是公众监督政府行为、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手段。《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三年多以来,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无论是立法还是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信息公开相对人权利救济机制的不完善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良性发展的重要障碍。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