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辨析

周邦彦是北宋后期著名的词人,在词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最早对其词给予恰当评价的是宋人王灼。他评论周邦彦时总是联系到另一位北宋后期词人贺铸,认为:“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笔,予故谓‘意新语工,用心甚苦’。”在王灼看来,这两位词人的创作态度是谨严的,而且都能“各尽其才,自成一家”。他又说:“前辈云:‘《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永)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问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碧鸡漫志》卷二)有学者据此以为贺铸与周邦彦词多寄托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清真词概论

清真词向有集大成之称，历代词论家把人们称颂杜甫的话，又一字不改地用在周邦彦身上，如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就将他喻为“词中老杜”，陈匪石在《宋词举》中也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这仅指他在艺术技巧上综合前人之长而言，并不是指其词的内容像杜甫那样负海涵天，博大深厚。与他那精工的艺术技巧相比，清真词的意境与情感要显得贫乏单调得多，连王国维也惋惜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人间词话》）。清真词在创作方法上是北宋与南宋之间的转折点。他以前的词人，不论是豪放如苏轼还是婉约…     

说李煜与两周后及其词

况周颐《蕙风词话》曰:“五代词人……其铮铮皎皎者,如李重光之性灵,韦端已之风度,冯正中之堂庑,岂操觚之士能方其一万。“所谓“性灵”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真性情,可说为李煜其人、其词之一显著特色。故有人认为,李煜词只“体现了一种真的倾向”,“并不在于它表现一种善的内容”。(王河:《谈李煜及其词》,见《江西社会科学》1982.5)李煜词之魅力仅仅是由于赤裸裸的,毫无假借的直率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如此,李煜之“真”所包含的特定内容,在亡国前无非“耽溺于享乐”,亡国后无非“耽     

论苏轼豪放词在北宋的尴尬

苏轼《东坡乐府》中的豪放词 ,在当时并不为社会所欢迎 ,以致“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等人 ,也远“豪放”而近“婉约”。这一现象的存在 ,充分体现了北宋词人对本色词的艺术追求与注重 ,并由此建立了“词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词学观。     

文化视野下的词学研究--读邓乔彬先生新著《词学廿论》

当代的词学研究,邓乔彬先生是不容忽视的一家,所著《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批评史》(合作)、《宋词与人生》等已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今先生把二十余年发表的词学论文择要辑为一编,名日《词学廿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作为自己重新研究词学的一个新起点。该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宏观的纵览,有论文5篇;二是词人词作研究,有论文11篇;三是词学理论研究,有论文3篇。另有学术史论文1篇。每个方面的内容都有特色,试分述如下。一、关于宏观的纵览这一部分主要用文化批评的方法,将词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与社会意…     

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

司空图首先提出“豪放”这一审美范畴并用于诗歌批评。随着苏轼的进入词坛,“豪放”一语被引入词学批评领域。它初指词的形式“不入律吕”,但其内涵迅速扩大至包括词的内容逸出传统范围,表达豪壮之情,阔大之景,词人的性情具有“豪放”的特征,等等。明代张（?）将“豪放”与“婉约”作为词的两种典型风格提出,这在对词体的认识上迈出了一大步;清代的词学家们从词调的要求、词的内容及词人的素质等方面论证了“豪放”作为一种词学风格存在的必然性,并进而探讨了“豪放”词风的艺术内蕴。     

东坡词音律问题新说

苏词究竟合不合律,这是长期以来苏词研究者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早在北宋时,范正敏就曾经认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2引《遁斋闲览》)这并非范氏一人的观点,而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苏轼门人晁补之所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能改斋漫录》卷16),能够证明这一点。随后的李清照在被后人加上了“论词”标题的文章中同样对苏词的音律问题加以指摘,说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到了南宋初年的胡仔,观点开始有所改变。他认为:“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26)虽然也承认苏词中有不合音律之作,语意却是落在否定“苏词不合音律”这一前人提出并得到普遍认同的命题上的。近现代以来,这种否认苏词不合音律     

黄庭坚词浅析

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以诗与苏轼齐名,时称“苏、黄”,然而他的词名亦自不小。陈师道曾说过:“今代词手,惟秦七(秦观)、黄九(黄庭坚)耳,唐诸人不逮也。”(《后山诗话》)可见评价之高。可是,他的朋友晁补之却又说:“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着腔子唱好诗也”(《侯鲭录》卷八;亦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对他的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黄庭坚的词,颇值得我们注意。     

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

晚清民初词坛为常州词派所笼罩,浙江词人虽有其浙西词派宗风,但亦因时代风气之发展,词学内部之变化,而受到常州词派比较大的影响。在词学门径上,由以师法姜、张为主变成出入诸家之间;在词学风格上,由南返北,风格更为多元;在词学宗旨上,则由浙入常,浙江词人对于常派,或自觉地融入,或依违于浙、常二派之间而实以常派为主,或开径独行,但仍可清楚看出常州词派的印迹。这说明晚清民初词学发展的大势,正是因为这么一批浙江词人参与主流词学建设,常州词派的词学影响更趋广大,常州词派的理论也更趋圆融,也使得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演进加快了进程。     

刘熙载的词品说

有清一代,词学极盛,词的创作也很繁荣;而且词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又能互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词坛上的特点。这期间,主盟词坛的,中叶以前为渐(江)派;以后为常(州)派。浙派以朱彝尊和厉鹗为代表,提倡清空俊快而宗白石,尊南宋;常派以张惠言为代表,提倡比兴寄托祖清真,尊北宋。虽然各与其所尊有矛盾,但他们的理论、创作都是为了补弊救偏而发的。浙派提倡清空以救明末词流为纤巧之失;常派提倡寄托则防当时的“淫词”、“鄙词”和“游词”之患(金应珪《词选后序》)。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逐渐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清政府“恩威兼施”,封建知识分子在清廷的淫威和利诱之下,甘愿为异族统治政权服务,讴歌它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孕育了和培养了浙派词人,他们宣称“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朱彝尊《紫云词序》)这就走上了脱离现实,追求声律之美的道路。自嘉庆、道光以后,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伟大的农民     

梦窗词艺术初论

<正> 宋词和唐诗一样,其后期创作确是盛极难继,此时的词人为能写出传世之作,就着力在艺术上创新,以造成自己作品独特的面貌。吴文英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对吴文英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与他同时的尹焕说:“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天下之公害也”(《花庵词选》引)。宋末的张炎则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词源》)。后人或褒或贬,各有其论。以作品数量论,宋代著名词人中,梦窗词仅次于稼轩词,吴、辛的生活时期相去不远,但二人经历不同,词风迥异。辛弃疾有兼济恢复之志,出将入相之才,吴文英奔走权门,终生布衣,前者是“大声镗鎝,小声铿?”(刘克在《后村诗话》)的钟鼓,后者却象“病翼惊秋,枯形阅世”(王沂孙》齐天乐》)的秋蝉。因此,由人品、气格看,吴文英当然不得入大词人之列。但因其突出的艺术特色,仍使之不失为独具风格的重要词人。     

宋代咏物词的艺术鉴赏

作为诗的特别形式的词,产生于隋唐,流行于五代而盛极于两宋。随着词作创作的繁荣,作为词的重要题材之一的咏物词,至宋也日渐兴盛起来,到南宋咏物词已蔚成大观,成了宋季词人(婉约派)借物抒情的最适宜的表现形式。蒋敦复所说“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宋诸公有之”(《芬陀利室词话》)的话,就概括了这一特点。     

现代词学界定与分期引论

现代词学的界定首先涉及到对现代和现代性的把握。中国的现代性观念之产生实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故现代词学的分期以现代化过程及现代学术为背景,可分成四个阶段:1900-1919;1919-1932;1933-1949;1949年迄今。现代词学的内涵则包括具有现代性色彩的词学研究方法和批评,也可以包括富含现代意识的词人创作。具体到当今,现代词学的内涵包括词体、词人、词史、词艺、词籍五个方面。     

毛文锡词说

毛文锡词虽有以质直为情致,以致流于率露之病,但其好多作品,写景物游赏,写情感思绪,＂细心微诣,直造蓬莱顶上＂,与其他花间词人一起,完成着对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开辟探索之功。而其《甘州遍》,在花间的儿女柔情之语中,加入风云感慨之词,实开豪放词边塞词之先河。不可以＂庸陋＂之评一笔抹倒。     

简论秦观词

<正>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省)人。他多才多艺,不仅“博综经史”,工诗能文,娴于音律,精于书法,并且通晓兵书、医术,但都被其词名所掩。在文学史上,他是以一个杰出词人出现在北宋文坛上的。传世秦观词,较可信的是两宋本(宋乾道杭郡本和高邮军学本)《淮海词》的七十七首。此外,《草堂诗余》、《花草粹编》、毛晋本《淮海词》以至唐圭璋编《全宋词》,尚辑有逸词若干首。其可靠程度,尚有争议。     

纳兰诗不逊于词

一纳兰成德是位大词人,自清以来,文坛评价之高竟达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令人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诗。实际上纳兰不但写过诗,而且在《本传》上还说:“性德善诗”。他的老师徐乾学在《纳兰墓志铭》上说的更具体:“(纳兰)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丰格。”他的好友张纯修说:“其诗之超逸,词之雋婉,世共知之。”可见纳兰诗与纳兰词在当时还是并誉的。康熙三十年出版的纳兰《通志堂集》,其中有诗四卷,三百五十四首;词四卷,三百零九     

清词研究的重要建树——读《清代词学的建构》

也许是受王国维先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点的影响,“宋后无词”说颇为流行。因此,对清代词学的研究,也一向偏重词学理论而冷落词的创作。即使有论及词作的,也多集中于朱彝尊、纳兰性德等个别大家。这种偏颇的格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由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的出版打破。继此之后,关于清词研究的专著,唯见叶嘉莹先生的《清词论丛》和张宏生先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建构》)。考虑到这一学术背景,张著的问世,无疑是清代词学研究的又一重要建树。对研究对象价值、特征的总体认识,通常是学人在…     

曹组《红窗迥》词辨疑

北宋词人曹组(元宠)曾写过一首《红窗迥》词,见于宋人载籍:《碧鸡漫志》卷二:“元祐间,王齐叟彦龄,政和间,曹组元宠皆能文。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彦龄以滑稽语(?)河朔;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曹元宠本善作词,特以《红窗迥》戏词盛行于世,遂掩其名。”据此,曹尝作《红窗迥》戏词,信而有征。但此词的原文,宋人不见记载,却见于元初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中之下:“曹东畎赴省,陆行良苦,以词自慰其足云:春闱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犹在天际。懊恨这一双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里。争气,扶持我去,转得官归,恁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你在轿儿里;更选个、弓样鞋,夜间伴你。”(《知不足斋丛书》本)按曹豳字西士,号东畎,据此,则以此词属之曹豳。今人赵万里辑曹组的《箕颍集》不收此词,唐圭璋《全宋词》在曹组名下列为存目词,而以此词属曹豳。这自然是以《庶斋老学丛谈》为依据。但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则据《词品》以此词     

略论词学尊体史

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算词体的历史．唐及北宋尚无尊体的意识,迨至南宋,词人学者已有了尊体的萌芽;宋元之际,诗人们才有意识地推尊调体,出现了代表人物张炎和权威著作《词源人》。人以香弱、媚艳为词作之本性,创作成就不大．但明代把诗与词接在同一源头上,在词体推尊上又远过前人。明人文学以情为衡器,为调体的样式落实了地位．清代词学,等体达到空前高度．清代词人二千余位,超过宋代;词学在清代已作为一种严肃的学问;清人传承诗词同源说,对“诗象”之说批驳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