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孝释礼"观探析

“礼”是孔子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所创立的学说正是基于对起源于原始社会,发展于夏商,成熟、发达于西周的传统“礼”文化的重新阐释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孔子是在改造传统孝道基础上,走了一条“以孝释礼”的道路,把主要用来标志贵贱、等级身份的宗法之“礼”转变为表达血缘情感进而上升为“仁爱”精神的伦常之“礼”。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李觏法制思想简论

李觏的法制思想,既有传统的继承、扬弃,又不乏适时的改革与创新,对王安石、叶适等人影响颇大,兹择要述评如下.一、“法制既成,则礼为主”李觏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他认为,礼是圣人们根据社会客观需要,汇其“仁、义、智、信”之性而成的“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是人们物质、精神活动的最高纲领。“治国家天下”及“修身正心”都必须“一于礼而已”。礼的根本在于确立“丰杀有等,疏数有度。贵有常奉,贱有常守。圣者不敢过,不肖者不敢不及”的封     

孔子孝道思想初探

在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孝道的根本是子女伴随着对父母的感恩心理，自然流露的对于父母的“爱敬之心”。这种“爱敬之心”是人群大众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根源，孔子因此视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的根。为了维护这一文化之根，当父母有过时，子女虽然应当劝谏，但劝谏的方式只能是“几谏”，当父子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时，维护父子亲情重于维护国法。孔子孝道思想中有“以孝治天下”与“泛孝主义”的倾向，但也应当注意到在孔子思想中“孝”与“忠”与日后“移孝作忠”之间的区别。     

论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功利主义内涵

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康国济民”的功利主义和拯救时弊的改革精神。他发挥孔子思想中的功利因素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思想,托先王“黜陟幽明”之古制论证其“事功理论”的现实意义。他的礼学思想表达了锐意改革的现实主义诉求,充分体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但是,李觏的礼本论思想过于执着于礼的“止”“节”等维度,对礼之“仁”“通”的论述不甚充分,同时在学理上混淆了道与礼、礼与仁、礼与义等范畴,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庄子的礼学思想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质”与“礼文”的复合体，庄子对礼的态度是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的。他反对世俗之礼即在礼的外在形式层面上对礼持否定态度，但在礼的深层结构“礼质”的层面上，则肯定了礼学中的顺从精神，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是大道之序的人间表现。     

战国秦汉间的文学之士——对早期儒者民间活动的一种历史考察

儒学集团中侧重经典传授的一派在战国秦汉三百年间,俯身草泽、切磋文字、传道授业、守先待后.儒学在汉代初年的崛起,与儒家学派中的文学之士坚守民间教育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儒家在创始初期即有“用世”与“传道”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传道”一派以子夏为代表,注重经典教育,在民间从事以教育为职业的传经活动.战国秦汉之间被称为“文学”或者“文学之士”的一批学者即是专以经学传播为职业的.文学之士的传统起源于子夏,但不必限于子夏后学.文学之士的主要特征是子夏学派开启的传授经典文献的教育活动.文学经生坚守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原则,他们对于从政非常谨慎,尤其对于为了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择手段保持极大的警惕性.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宋代“家礼”——文化整合的一个范式

宋儒参照古代礼法对宋代“家礼”作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之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宋代社会。宋代的“家礼”主要包括宗子法、祠堂制和封建孝道,经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家礼”对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家礼”的一些功能由家族延伸到了社会;成为封建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孝对仁的限制:论曾子学派孝思想中的仁孝关系

作为早期儒学的一个重要阶段,曾子学派的仁孝关系无疑具有考察意义,其典型仁孝关系体现在以泛孝论为突出特色的孝思想之中.作为孝道起点的爱敬涉及两个层面:主体态度与对象利益,在前一层面,曾子学派发展出一种超越精神,即"忠"之概念,与此一层面之仁相呼应;在后一层面,其仁孝关系中以德致位、以德保位的主张产生了仁与孝的有益互动.但此互动受到孝道对象利益的限制,这种限制也体现在其敬身、保身、"谏诤从亲"及"谕父母于道"等思想中.     

先秦儒家与《管子》孝道思想之比较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和以管子为代表的管子学派的孝道思想,对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与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认为"孝"是"仁"的根本,是"泛众爱"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极力将其推广为普遮的社会道德.<管子>是管子学派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管子的思想.先秦儒家与<管子>的孝道思想既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孝"这一重要道德范畴给出了各自的阐释.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孝道教育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战略思考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应对这个问题,除了要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养老服务等物质层面做好制度准备外,更要在文化教育等精神层面做好应对。当前,加强孝道教育在应对我国老龄化和高龄化过程中具有现实、长远的意义。针对孝道教育式微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孝道教育的重要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加强孝道教育提出了战略思考。     

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

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包括孝之情和孝之礼。汉代对孝道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化改造,注重忠孝一体。魏晋名士在儒道合流的背景下对于孝道思想进行了反思。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发挥孝之情的重要意义;竹林名士阮籍、王戎分别以自己的守丧行为指斥孝之礼的虚伪和束缚;两晋名士融合孝之情、礼矛盾,将曾经尖锐的情、礼对立消融为率性尊礼。魏晋名士对孝道的反思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     

美学视域下的凌廷堪礼学思想探微

有清一代,礼学和礼教备受重视,几可比拟西周。清中叶徽儒凌廷堪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其礼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美学特质和丰富的美学意蕴,可从三个方面呈现这一点：第一,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核心是“以礼代理”,这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礼教主义”思潮的延续,礼教主义注重道德教化的感知性、情感性、切身性,强调礼教的象征性,这可从宏观上呈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美学特质;第二,立足于礼的感性呈现、礼的情性基础、礼的象征意义、礼的教化(美育)目标这几个基点,从美学方法论层面,重新结构其礼学命题,进而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呈现其礼学思想的美学意蕴;第三,通过与同时代的“宋学派”的代表人物方东树的礼学思想进行对比,进一步彰显其礼教思想中注重美学的奠基性的特质。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曾子》泛化孝再评价

有些学者认为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本文对此不敢苟同。《论语》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后学的思想。该篇对孝的泛化完全背离了孔子孝道思想的精神,从而与《论语》中的曾子的思想不相符合。这种对孝的泛化不是为了克服仁孝关系原理上的矛盾,而是对孔子孝道思想教条化、片面化,并已露出“愚孝”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