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短视频场域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及提升策略

短视频是继文字、图片、长视频之后兴起的又一种互联网内容传播载体，深刻改变着网络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角逐的主要场域和前沿阵地。短视频场域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了一系列新机遇：短视频视听化呈现、个性化推荐、裂变式传播的特征，可以给人“沉浸式的体验感”和“拟真化的在场感”，可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智能化生产，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迅速抢占热点和回应舆情，有助于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温度、改善投递精度及扩大辐射广度。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都是因网而生、因网而增的，短视频场域也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多元化格局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性、碎片化信息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系统性、娱乐化语境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崇高性，使得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取向变得迷茫、认同内容趋于表面、认同情感逐渐淡化。鉴于此，应通过把好主方向、唱响主旋律、优化主渠道、筑牢主阵地等策略，化挑战为契机，在坚持主流引领中提升政治认同，在加大优质供给中提升理论认同，在创新话语表达中提升情感认同，在多元主体协作中提升行为认同，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效果。     

微博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发展格局、挑战及其对策

微博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微博的迅猛发展和强大功能,进一步拓展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空间,深刻地改变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格局。同时,微博也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的阵地;微博蕴含的政治力量挑战了国家的政治议程;微博谣言泛滥消弱了民众对我国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这些都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对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有所作为,对微博的负面效应进行有效的制度化解和积极应对,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论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及提升路径

随着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宽带连接等高科技在社会的普及应用,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Big Data)时代。大数据以独特的4V特征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战略契合,开辟了网络意识形态新场域,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和场域多种化等新的特点,并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大数据的出现,也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我们要趋利避害,用好大数据助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通过树立大数据意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健全网络保障机制,建设网络安全强国;培养大数据人才队伍,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针对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等四方面来促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在政治权威与理性权威之间——关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方式的思考

多元文化样式的相互冲突以及多元价值谱系的相互激荡,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无庸置疑,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个中因由很多,而我们过去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方式上过分强化政治权威,而忽视理性权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在主导方式上避免纯政治化的方式,强化其理性权威的建构,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中国民众的社会共识和精神支柱。     

论“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兼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概念,“国际社会”具有两面性。从表面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开展合作的场域,应建构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因而在国际交往中不应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和以意识形态划线;从本质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开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场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性的关键是国际话语权,其实质是国家(或国际社会成员)的国际利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国际社会”,有利于看清“国际社会”的本质,这对于深入理解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舆论的实质,特别是对于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软实力竞争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建

冷战结束后,以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软实力"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就软实力所包括的三个方面——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而言,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即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被重视和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认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全球化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被边缘化、被淡化弱化、被误读化、被教条化等严峻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以制度优势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竞争的优势、以执政党先进性支撑政治文化竞争的优势、以战略持久性保障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     

试析儒家"道统"的文化论证功能

“道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描述儒家思想的传承历史而人为构拟的历时性谱系。其表现形式是:按不太严密的历史顺序排列的一组被奉为“文化英雄”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功能有二:一是论证儒学或儒学中某支派学说的合理性,这是“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二是当这种学术谱系的论证功能被王权所利用时,“道统”的一般文化功能就转变为王权合法性的政治论证功能。     

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及得失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即儒学在思想、道德、宗教、价值观方面的表现,与儒学在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及政治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紧密关联和互动,不仅构成了儒学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的仁-礼思想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秩序结构的基础,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对社会治理的探讨。从思想与文化,社会制度与文明传统的角度来探讨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及意义,孟子继孔子之仁,发展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宗教伦理的思想基础。荀子继孟子之后改造了孔子的"礼"(注:孔子之"礼"关注社会秩序,荀子之"礼"关注政治秩序,是为改造),主张隆礼尊君,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统治思想的两条主线,即外仁政,内礼法。董仲舒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践中弥补了孟、荀对儒学发展的缺失。     

新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批判与回应

新文化保守主义是当前对主流意识形态挑战较为严峻的社会思潮,该思潮出于其政治诉求,把抨击矛头集中指向了与中国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儒化"的产物,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缺乏人性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具备合理性。由此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极具针对性的现实挑战。能否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多维场域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一切手段对我国展开意识形态攻势,不断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分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加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多维场域环境的挑战。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中面临话语主体呈现“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参与”共生、话语载体呈现“再中心化”的多向互动、话语内容的大众化以及话语传播的自由开放等新变化。在当代语境中,要牢牢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为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提供有力支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引领群众、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中的作用,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新媒介事件与当前意识形态构建新趋势

构建意识形态是大众媒介的重要功能,大众媒介亦是意识形态构建的主要场域。技术进步催生新的媒介形态、媒介功能,形成新的传播环境,带来意识形态构建的趋势性变化。新媒介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生动表现,也是意识形态性的载体。由于意识形态构建与新媒介之间存在的技术路径关联性、文本信息关联性和实现工具关联性,在新媒介情境下,意识形态构建出现了感性化、多场域和博弈化三大新趋势。     

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遮蔽与突围

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提升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权力再生产和权力社会化的重要前提。算法推荐不仅带来了“国家—媒介—个人”信息权力关系的变迁与重组，而且重塑了社会信息能见度分配的底层逻辑。在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在可见空间、议题设置、话语叙事和价值引领等方面面临着多重遮蔽。要在解蔽中实现视觉突围，既要做到技术“收编”和议题“破圈”,以高效的算法赋能和共情的议题设置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覆盖面和视觉冲击力，又要做到流量“扩容”和算法“向善”,以鲜活的话语议题和高势位的价值引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觉吸引力和视觉引领力。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挑战、治理与创新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价值观系统,在影响和塑造人类社会与国家行为方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意识形态矛盾与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与冲突的重要起源,影响和决定了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实现方式与实现可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现代国家发展中一切安全问题发生和构成的重要原因。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价值观安全之间的科学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政治之间的科学关系,是国家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的深刻挑战,创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现实反思

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宗教意识形态的扩张、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形成了挑战,从中折射出当前中国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紧迫性.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更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为此,文章从社会思潮、党的先进性建设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路径.     

移动传播时代新闻话语创新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新闻话语权争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的新闻话语传播是这个社会建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路径,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新闻话语通过建构社会成员的政治知识图式、内置框架引导大众舆论、沉淀为世代延续的受众心理结构三个步骤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在移动传播时代,传统新闻话语叙事出现了"不适应性",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功效和作用随之削弱,创新话语表达的内容、视角和风格,方可有效提高舆论引导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完成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长治久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思想领域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凸显,而生长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离不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的渗透特性及其在消解思想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构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杠杆。     

当代中国时代主流话语的演进与政治和社会转型

时代主流话语是时代主题的集中反映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 ,反过来又促进时代主题的转换 ,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主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话语系统和实体构筑具有话语核心和话语指导作用。集中反映新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主题 ,以“群众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话语是当代中国新的时代主流话语 ,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实体构筑和转型具有话语先导和话语工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