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是汉代社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谶纬的产生有两方面的条件汉代经学的发展与特点是谶纬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儒家以及儒生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则是谶纬产生的社会条件。汉人对谶纬的批判出发点并不一样，大致有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而谶纬的消亡则是经学与儒生社会地位衰落的必然结果。     

论汉宣帝对西汉儒学的影响

汉宣帝在西汉儒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这表现在奖掖儒学、劝勉儒生、扶持儒经等方面,特别是他的临终安排,开启了儒家"周政"新风,为西汉元帝、成帝以下儒学社会化的全面展开作了准备。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儒生与国运》:一部为知识分子寻根的力作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人包含着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根’的意义”——此为刘修明先生对其新著（儒生与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之题旨的概括。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漫长坎坷，及其坚毅力行的“入世”品性，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特殊范型意义。本书由此着眼，并且准确地把儒生定位为这一特殊社会群类的主体加以研究，以“儒生与国运”的命题展衍开来。．以儒生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类，形成于中国文明社会史第一次发生大变动的时代，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剧变的投影焦点，集中在这个既是旧时代的弃儿、又是…     

“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

中国的士(或曰儒生、读书人)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臧否人物,议论时弊,以儒家的原则不断地弹劾往往向法家倾斜的帝王。正如费正清已发现的:“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这一传统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无数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辨是非,敢言直谏,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的风骨,是他们“迂”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

一般认为,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以利奥波德为主要代表。然而,2000多年来,中国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就是整体主义的。儒家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生命大化流行的世界,在这个生命世界中,人与宇宙整体在本性上是内在相通的。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是"道",在儒家看来,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宇宙本根,乃为人伦之道。而人伦之道,则为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因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生态动物伦理在儒学中有着特殊地位,孟子正是从对动物的同情提出儒家的仁政说。此外,儒家也意识到人作为这个生态共同体中的特殊一员具有的特殊功能,意识到了天人相分的一面,人为天地之心,不与天争职,但应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类服务。     

“修身”与“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一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直接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教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灌输其政治理念,形成其所期待的民众政治心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儒家"修身"与"教化"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层伦理结构模式:上层的君子"修身"是其核心,下层的小民服从君子的"教化",是君子"修身"的外化体现。其终极目标则是"致忠孝,明人伦"的人道显现。     

道始于情与情感的政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重思

为了领悟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需要回到思想的原初之地重新思考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识与主导性问题。"人道政为大"命题是先秦儒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表明先秦儒家对政治有最高的期许,将政治视为人的最主要实践活动,期待以政治的方式完成由"凡"而"圣"的生命升华。"道始于情"命题则表明,情感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导性问题。基于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是"情感的政治"。     

迷误者终误——回应邓晓芒先生,兼答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

邓晓芒先生<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一文,作为去年在<学海>杂志上与我们所进行的两个回合论战的继续,表现出了更大的迷误性.这种迷误性,通过邓先生无意或有心地忽略对方的回应从而表现出一种滑稽的乐观,及其仅仅着眼于论战的表现形式而将自己与对方加以完全悖谬的比拟,得到充分体现.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一文,则基于他们对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的理解而产生的假问题,认定这场论战没有现实意义,这种见解由于昧于儒家伦理论战的实际情况而不免流于浮浅.     

儒家哲学是仁爱型人类中心论吗?

认为儒家哲学也是人类中心论的看法比较普遍,但是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主要体现在对人类中心论的概念界定以及对儒家哲学内涵的理解出现偏差。概念界定的错误主要原因是过度诠释。对儒家哲学内涵的错误理解主要有:对于儒家仁爱万物的理由理解欠妥;对儒家以人"最为天下贵"的理解欠妥;对儒家"爱有差等"的理解欠妥。实际上,儒家哲学的生态智慧以"人——自然"的双向互动为核心,为我们建立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思维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生存的困境与出路——海德格尔与儒家思想的比较研究

中国思想哲学采用聚合发散的通达思维来贯通本质与现象,即所谓"因事而寓教","下学而上达",因此在认识、表达方式等方面具有非理论框架的特征。生命哲学是全部儒学内容的核心,儒家政治学、伦理学是生命完善的保证。儒家对生命的研究从生命的本质——心性开始,《大学》之"明德",或《中庸》所谓"天命之性",是儒家生命之学的理论基石。在生命意义世界观方面,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本无意义,意义是人类赋予自然的,儒家则认为世界本身富有意义,人类需要向自然的精神法则学习。海德格尔对人生存状态的分析基于"常人"的状态,而儒家思想则偏重于"圣人之学"。在生命的出路上,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存在论偏于从思想到思想,主张通过收回—补做—选择而超越常人状态回归本真;儒家的成圣之学则源于生命的实践,其对生命进步的阐述更加真实,因而是一条能够引导人类走出迷惘、沉沦和癫狂困境的切实的大道。     

明清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流变与犹太社团之兴衰

知识分子是散居开封的犹太社团的文化领袖。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内部结构在明清时期发生变化,在宗教文士之外,涌现了儒生群体,文士维持民族宗教的持续内生,儒生则结交主体社会,为社团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社团人口规模的萎缩,从明中期起,文士数量和宗教素养愈益下降,宗教活力式微,循科举致仕的儒生群体规模和层次却不断提升,社团事务主导者逐渐由宗教文士转到儒生官员。传承宗教和沟通主体社会成为社团文化传承的两难抉择,文士为传承宗教排斥致力科举而荒废宗教学习的行为,却又不得不尊崇为官的儒生。这种文化传承模式造成了文士与儒生群体的隔膜。随着文士和儒生群体规模和文化修养的衰落,社团文化传承陷于困顿。     

先秦儒家身体观中的两个功能性概念

儒家主张认知活动有其身体之基础,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而且功能性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强调"自我"是意志之方向的决定者,肯定"自我"是自由的主体,而且肯定规范源于主体之意志。"化"和"养"是儒家身体哲学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先秦儒家常在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平治的语境中,使用"化"这个词汇。在"养"这个功能性概念的使用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一端,孟子的"养气"工夫着重于从"自然"中转化出"文化",荀子则是强调以教化力量、以"文化"矫治"自然"。     

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自儒家诞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此文教即儒家之教化。儒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与此同时,各种神灵信仰和宗教均广泛传播,并深入中国人心灵。它们也在传播儒家价值。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生活格局是普遍意义的"天下"文明之具体而微的样态。     

道德个体与契约个体——中西思想比较视阈中的"儒家与自由主义"

中西思想如何看待"个体",是当前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话题的一个有内涵的切入点;儒家思想中的个体是关系式"道德个体",而西方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体则可概之为原子式"契约个体".儒家道德关系所建构的个体,其功能的发挥,必须置于关系构架的互动中才有可能.源于古希腊的原子主义传统的个体,则如单个的原子那样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位,能够发挥其独立自主的功能.儒家关系式道德个体立基于性善理念的正面价值,其所对应的个体进路及方法为"修身",其目标取向则为整体和谐.西方原子式契约个体则立基干人性的负面价值,其所对应的路径为"契约"方式,其目标取向则为个体的独立自由、正义平等.马克思自由观既立基于个体发展这一出发点,又将价值取向置于集体主义的、整体境界的终极目标;这和中国儒家的理念及思路有相合之处.这当然是一种富有启示的理想境界.     

后儒家: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对石永之先生的回应

石永之先生认为,后儒家试图用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观念应对后现代,这是一种误解。后儒家实际上是试图凭借以儒家仁爱观念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构架,消解以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构架,克服前现代的传统儒家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内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最终使儒家文化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适应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需要。就此而言,后儒家不是"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而是"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     

孔子思想与历代儒家思想

在全国学术界热烈讨论孔子评价问题之际,我想就孔子思想与历代儒家思想的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向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同志们请教。儒家尊孔,言必称“夫子”。可是,历代儒生所祖述的孔子学说,并非即孔子思想的翻版。各个时期、各个派别的儒生,对于孔子学说的解释,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门户相攻,至为剧烈。在不断的互诋声中,     

元代儒家道统说探析

道统说是关于儒家传道谱系之论说,一般认为其传续谱系具有政治和学术两个维度。因儒家各时期、各派别在构建道统时的立场不同,所选取的历史人物不尽相同,使得儒家道统说双重维度的表现形式也各有侧重,体现出差异性。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元代道统传承的政治意味突显,与学术的传续一起,显示出"政学兼重"的时代特色。     

从"君""道"关系看士大夫的话语分裂

"道"与"君"的关系是儒生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儒生自身来说,他们对道的追求表明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并企图以这个超越的理想世界来匡正、改造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世界的主体又不是儒生自己,而是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君主,超越的道最终必然依附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从而使理想世界愈加显得渺茫.这样一来,是"从道"还是"从君",便成了一个令人手足无措、难以割舍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