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

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论者肯定海外贸易对沿海地区财政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海外贸易管理政策。本文通过分析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本质,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导向。     

宫廷地毯的守护者

20多年间,周小寒从一名宫廷地毯的卖家,变成了硕果仅存的纯手工植物染色宫廷地毯的制造者,如今58岁的他最大的愿望是将这一行传承下去。     

明代吕坤的社会保障思想——明清江南地区慈善家系谱研究

吕坤是晚明政坛、学界颇有个性、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在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吕坤关注社会问题,时刻以民生为念,他在备荒救灾、救助弱势群体、优抚军士等社会保障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践。其社会保障思想的丰富全面、先进合理乃至影响,均有超越前人之处,在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七子派与唐宋八大家散文复古思想差异分析

复古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有它自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在明和唐宋时期都产生了影响较大的复古思潮,这与古人的古典审美理想以及时代环境等因素是分不开的.明代七子派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复古主张学习秦汉之文,然而二者在创作理念和实践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不同朝代的选举制度、文化环境和社会思想密切相关.     

秦宫廷文化概说

本文对秦宫廷文化内涵及范围作出界定,论述了秦宫廷文化研究的意义及方法,并进一步总结出秦宫廷文化的四个显著特征     

从明代中西方大学教育比较看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在明朝开始和西方渐渐拉开距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大学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和西方中世纪大学进行比较,明代国子监从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到考试形式等方面都排斥了科技教育,严重阻碍了科技发展,而西方大学教育却促进了科技的迅猛发展.     

试论宫廷叙事作品中的帝王师

在当代文学宫廷叙事作品中,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作品都有相当的笔墨塑造帝王师形象.<少年天子>中,帝王师汤若望教给皇上"科学、平等、博爱"等思想虽新鲜美好,却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现实,最终导致顺治在政治和爱情上双双幻灭.而作为中国传统士子,<康熙大帝>中的伍次有、<雍正皇帝>中的邬思道教给皇帝的不是平等而是专制,不是博爱而是杀戮,不是科学真理而是阴谋权术,结果两位皇帝双双大获全胜,成为一代英主.不同的帝王师给了帝王不同的影响,也反映出不同创作者对传统历史文化认识的差异,显示出作品思想价值的高下.     

中国明代室内陈设设计思想浅探

从我国明代室内陈中赫然发现,把古人所总结的设计思想放在当代设计思潮中并不见逊色.我们了解从西方十九世纪末展开,推动设计进步的工艺美术运动开始,发展到当代人性化设计、绿色设计等设计思潮这个演变过程,而目前的结果赫然与三四百年前,我国在设计哲学上就已经出现的古,雅,真,宜等美学准则的内涵有惊人的相似.都在对如何做好适合于人的设计做出了探讨.     

汉代宫廷的“小儿官”

题东汉学者卫宏撰《汉旧仪》卷上说到＂小儿官＂职任。＂小儿官＂是内廷近侍身份,有＂持兵＂＂侍宿＂的责任。在特定情況下,可和帝王保持极其亲近的关系。作为能够提供反映当时内廷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生活情状的信息,＂小儿官＂应当为官制史、宫廷史和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者关注。＂少为侍中＂史例,值得讨论＂小儿官＂时重视。有些被史家归于＂佞幸＂者的事迹,亦符合有关＂小儿官＂的记述。＂小儿官＂作为特殊的历史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复杂情状。而对于汉代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情状和政治责任,也能够得以说明。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明代天道外交的观念及其现代价值

明代外交以天道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主要体现为夷夏秩序观念、战和观念和义利观念。夷夏秩序是中国和朝贡国之间的辐射型关系,附属国要履行朝贡礼节;战和关系经常受到礼数和边境问题的影响;天道外交中重义而轻利。与西方近现代人道外交相比,天道外交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可为近现代人道外交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借鉴。     

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

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明词别集叙录

明词别集是明代词学文献的重要一翼,对于了解和把握明代词学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然而,由于明词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清理。关于明词别集的甄别认定,应该注重“已有”或“曾有”,而不以今之存否或存词数量多寡为判断标准。具体的判断依据与操作方法可称之为“五看”,即一看明词别集的编刊流传;二看明代以来私家或官修书目著录;三看有关明词别集的序跋;四看明人诗文别集中其词单独成卷且有词集专名或有专题序跋者;五看明清以来词集丛编、丛刻中小集收录之情况。赵尊岳倾其半生精力辑成《明词汇刊》,于明代词学文献建设厥功至伟,然而,其于明词有见必收,裁词加题,其中有仅存一阕二阕者亦视为专集,这从汇辑明词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若一例视为别集则似有未当。根据以上所言“五看”之法,目前所认定的明词别集为七十九家八十余种。     

论明史、明史研究及点校本《明史》修订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前人对明史作了许多研究,成果丰硕,但继续研究仍有空间。当前,明史研究面临进一步大发展的新局面,搞好明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搞好《明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十分必要。     

朝鲜李朝所知之南明述略

朝鲜李朝仁祖后期至显宗初年正值中国的南明时期,由于朝鲜与明朝长久以来的密切关系,李朝君臣对南明的存续情况十分关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以民间传闻为主,较少官方消息,使李朝君臣所知之南明与事实多有偏差,尽管如此,李朝君臣以此了解了南明抗清的概况和中国的局势。朝鲜史籍所记录的这些南明信息,对研究南明史及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有一定价值。而李朝君臣对南明信息持续关注的事实本身,也为了解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道路交通建设及商路拓展

商路是联系市场的纽带与桥梁,商路走向改易会直接影响商业市场兴衰。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商路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西安交通道路格局形成的基础。明代陕西商路主要借助驿路交通,商业市场以此为依托,形成沿驿路走向分布的地域格局。人清以后,随着边事平静,军队撤走,经济发展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少,商路与驿路逐渐分离。关中商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陕北商路则向北与向东发展;这一时期,陕西商业市场分布格局也出现明显改易,陕北表现得尤其明显,充分表现出商路与市场分布格局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