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公司法》确认公司章程规定作为确定公司对外担保决议机关根据,本文意在探讨公司章程在规定缺位、规定禁止和规定和实际决定机关不一致等情形下,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力在全面地彰显公司对外担保效力之情形,并就目前相关的理论进行归类分析,并据此探求公司对外担保效力之应然态势。     

我国刑事法中立功制度的重塑——基于事前功绩的展开

国家将罪犯在犯罪前的突出表现融入特赦事由,产生消灭剩余刑罚的效果,明确了事前功绩与刑罚之间的内在联系。立功制度具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且不以行为人认罪为前提条件。现行法律允许战时立功与重大立功抵销犯罪,一般立功只能导致刑罚的减免。战争时期立功的特殊处理方式,可拓展适用于各种特殊时期和紧急状态。法律应当克服现行立功样态的混乱,以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统一规定,体现立功的本质特征。事前功绩应当作为从宽的法定情节,并允许刑罚执行完毕的人以功绩换取前罪消灭,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同时,法律还要赋予法院不追究重大立功者刑事责任之权限,并加以必要的程序控制。     

侵权免责事由的政策性调试与配置——以民事政策与侵权法关系为视角

侵权免责事由是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消极要件,在侵权法已有的免责事由评价与认定机制中导入民事政策,有助于弥补侵权法固有的滞后性并建立类型化所需的配套规则。通过影响违法性判断中的利益衡量标准,民事政策可以"量化"特殊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政策性免责事由的提炼,能够促使运行中的侵权法跨越法律规则实然与应然之间的沟壑,民事政策还可以成为避免责任泛化的"水闸"。民事政策对侵权免责事由的调试与配置是一个动态的曲线过程,侵权法律制度与民事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侵权免责事由评价机制得以公正、高效运行的途径之一。     

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语言是交际最重要的桥梁和工具,法律的制定和公布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法律的目的是规定权利和义务,而法律语言是法律的主要表达形式。因而,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要求法律语言必须精确、严谨。然而,在法律语言中,模糊词语或模糊表达也规定着诸多法律条款和具体事由。大量的模糊语言存在于法律语言中,对法律语言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认知学、法学的角度对法律语言模糊性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与再审之诉的事由比较

民事诉讼程序的相对性和封闭性成为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先天性缺陷,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以保护第三人的实体权益是必要的。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区别该诉与再审之诉的本质和功能,设立区别于再审之诉事由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     

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规范路径

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民法院一般依循"违反强制性标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路径展开司法续造。强制性标准不具备"法律属性",并且从技术、效果上讲,强制性标准不得也不能被拟制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能作为判断"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关系的媒介。应当将强制性标准归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其规范合同效力的应然路径应当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社会公共利益。当违反强制性标准且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合同无效。《民法总则》施行后强制性标准与合同效力的关系,应当通过《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条款进行判断。     

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理论定位研究

对于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理论定位,学者们一直争议不断.产生争议的原因首先是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关系;其次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犯罪构成上的特点.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犯罪成立理论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概念,完全不同于德日法系三段论的犯罪成立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在中国刑法理论中,利用犯罪构成理论是完全能够区分一个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超法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中国的犯罪论体系中应当内在于犯罪构成之中,其理论地位不应当被质疑和动摇.     

论共同危险行为的免责事由——对《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学理性解读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权益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但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情况下,危险行为人能否通过证明自己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而免责问题,我国学界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尤其《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模糊性规定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认识更加混乱;将“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理解为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的构成要件,而不是证明具体加害人的责任,或许是解决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认定方面面临的现实尴尬的一种尝试性途径,但理想的方式仍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模式明确《侵权责任法》关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具体规定.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第十六条中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同时,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与之相分离而另行规定于第十七条之中,并引入“不可抗辩条款”,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保险法律稍度有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的价值趋向.然而,该条规定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与缺陷,应该对告知义务人范围,履行告知义务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以及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给予进一步的完善.     

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区分新论

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具有补充主要规定不足的作用,存在构成形式上的一致性;同时,它们所规定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关系、适用条件以及功能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总结和反思一些学者归纳的区分方法,根据刑法中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的联系和区别,可以综合三种较为妥适的方法:在某条款不存在与存在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相同、法条所蕴涵的立法意图,以及某条款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或可推广性,以准确区分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条款。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