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呼号有旗手——广东名人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晚清杰出的爱国诗人、广东名人黄遵宪诗风独特,其《人境庐诗草》的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被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对“诗界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界革命”理论简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中,所谓“文界革命”的成就是比较突出的。它不仅变革了数千年来通行的文体,而且提出了数千年来未有的文论。不过。“文界革命”所指的“文”,既不是建立在欧洲纯文学观念之上的文,也不是中国古代“文笔”对举意义上的     

谭嗣同梁启超“无我”说探异

由于谭嗣同和梁启超都崇尚佛学,都有倡扬“大我”、追求精神长存和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现世情怀,因而他们的“无我”说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或相同性.但从哲学本体根基、理论来源和价值旨趣几个方面分析,两人的“无我”说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无我”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却共同呈现出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理论品格,这主要是由社会的变迁、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时代主题的不同所决定的.     

革命研究在西方——20世纪“革命学”述评

"革命学"一直是欧美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革命学"研究在革命的定义、原因、阶段分析、后果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梁启超伦理观新探

梁启超的伦理观是在探索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中形成的思想成果。其伦理思想既有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基础,又不断地吸纳西方的伦理观念并加以创造。其核心内容则是爱国主义。梁启超在中西文化合璧中提炼出来的、超越前人的伦理思想,对于构建当今新型的伦理观念与社会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认为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反思和对中西各国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文章分析了“新民说”的内容和价值,提出了它对现代中国提高国民素质的借鉴作用。     

梁启超权利思想理路新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思想家,他继承了晚清今文经学派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始终坚持儒家的思想信仰,并以此为本,不断探索西方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将儒家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从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并积极探索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融合问题,并最终完成了国家主义的理论,这一探索的过程基本可分三个阶段。初期将个人权利作为出发点,以促进国权的强大;在认识到集体的巨大力量后,其权利思想开始了群的向度的发展;并在对欧美国家的考察之后,深入思考了儒学与国家主义的融合问题,并最终完成了国家主义的建构。     

论梁启超的公德建设思想

为了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笔者运用文献解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梁启超的公德建设思想作了考察。梁启超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在道德规范上提倡公德建设,认为合群之德就是公德,强调社会道德的根本原则是“利群”,提倡培养“固吾群”、“养吾群”、“进吾群”的公德观念,并且把公德建设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这些思想对构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均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再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于世纪之交 ,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特点与世界发展大潮 ,将中国历史上公羊学派进步的民族观与西方近代的民族、民族主义理论相融合 ,比较系统地探析和阐发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看法 ,形成了竞争进化的民族观、多元结合的民族观、动态平等的民族观、文化交融的民族观。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 ,贯穿着现代的变革意识和发展意识 ,表现了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他不仅将民族一词首先引入我国 ,较早地将西方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界说引进思想界 ,而且将引进传播与创新相结合 ,赋予民族、民族主义更科学的理性精神 ,更具东方特色。针对民族危难加深的严峻现实 ,他率先提出合汉满蒙回苗藏组成一个大民族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近代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开山之作 ,对中国民族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导夫先路:梁启超与“古史辨运动”

在一定意义上,梁启超应该被视为"古史辨运动"的导夫先路者之一。在"古史辨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古史辨运动"中的主要学说,还是共同讨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甚至《古史辨》相关几册的编辑,均与梁启超的相关撰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的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古史辨运动"的"学源"问题及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在"新汉学"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     

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

梁启超应北美保皇会同人之邀而离开日本 ,檀香山原本只是路过而已 ,梁启超并非冲着孙中山的兴中会阵地而来。至于梁氏在檀岛一呆就是半年 ,最终还取消北美之行 ,实属一波三折 ,并非恋栈所致。梁氏在檀岛发展保皇会组织和全力筹款时 ,也不曾中断继续谋求与孙中山合作之念。由于合作之愿最终付诸东流 ,喧嚣一时的勤王运动又最终夭折 ,他在檀岛的所作所为就易遭对方与后世研究者的非议 ,他好像就是一个地道的“政治骗子” ,这种用结果推导过程的史学研究方法与思维定势是应当尽量摒弃的。梁启超不失为较重感情、较讲信义者 ,一个瞻前顾后、当决未决的政治活动家 ,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与相关成就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目录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开创者,其书目著述中的《西学书目表》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过渡的代表作,其对书目作用及目录学家使命的认识是对传统目录学的革命,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梁启超的崇高美理念

崇高是梁启超呼吁民族艺术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艺术崇高之美的审美鉴赏与理论表述,是梁启超崇高美理念的集中体现。梁启超的崇高美理念具有坚实的民族历史文化语境,吸纳呼应了西方近代崇高美理念,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品格。     

论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

戊戌维新失败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在明治日本武士道思潮的刺激下,综合佛教、儒家、墨家思想以及近代生物学、进化论的观点,形成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死之责任"是个体的道德责任,是个体为人群进化所负之责任,是国民对国家所负之责任。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表现了梁启超强烈的爱国强国情怀,具有积极的思想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当前加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同时,分析探讨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对于系统深入地掌握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全面地评价梁启超其人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无我:从谭嗣同到梁启超

无我是佛教的重要概念,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最早对无我予以关注和阐释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则将全部的佛教经典都归结为无我二字,并专门作《说无我》申明这一思想。谭嗣同、梁启超所讲的无我具有多重内涵:第一,从诸法无常的角度看,人处于随生随灭之中,没有自性。第二,既然人随生随灭,没有恒常不毁的自性,不能确指何时何处之我是我或者哪一部分是我,因此便不能固执地认定有我。第三,无我表明人的生命没有自性。在此基础上,两人提出了通往无我的具体途径:谭嗣同凭借慈悲的救世情怀,在佛与众生的平等中走向无我;梁启超通往无我的方案是超越作为个体的小我而融入作为群体的大我。谭嗣同、梁启超的无我思想尽管具有差异,却共同彰显了近代佛教的入世、救世功能,本质上都是一种救世的解脱良方。     

梁启超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与公民意识

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其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念 ,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梁启超关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 ,但从近代中国社会寻求变革的艰难历程中 ,他清醒地认识到公民意识的缺失正是中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症结所在。梁启超主张通过政治变革和文化改造 ,培养一代具有明确的国家认同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新国民 ,引领中国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序列。     

谭嗣同与梁启超佛学思想比较研究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到了近代,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也带来了中国佛学的振兴.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学在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思想文化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家都对佛学推崇备至,他们一方面是为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另一方面则是为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精神武器,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学术现象.作为近代思想家的一份子,谭嗣同与梁启超也同样推崇佛学,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二者在所处时代及身份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对佛学的研究却有同有异,这不仅能够透视出中国近代思想家研讨佛学的特点,也能发现近代思想家佛学研究对中国佛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梁启超与日本综合杂志《太阳》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模仿了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太阳》。杂志之间文章不仅相互转载,梁启超还在《太阳》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梁启超不仅与《太阳》的发行人、编辑交往密切,而且他的一些小说理论、思想言论、人物传记以及经济思想等都受过《太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