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和大城市中心人口疏解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利用北京市2005-2013年16个区县的相关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地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北京市近年来居民生活水平、就业机会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人口密度产生了较大的正向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房地产建设和医疗资源的增长则对人口扩散起到一定的作用.根据模型中16个区县的截距项分析各区县的人口承载潜力,提出了相应的人口疏解建议.     

Has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romote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在综合考虑多维要素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模型,利用1993．200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值合计约0．05．0．07,表明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显著,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3）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表现为以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但是也有空间负溢出的证据。（4）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多维要素中,劳动力与其他公共部门资本存量对中国区域经济弹性的贡献仍然较大,新经济增长因素与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我国服务业结构效应与空间效应的区位变迁——来自我国八大经济区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利用偏离份额模型测度我国八大区服务业的全国同步增长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引入同位变化和空间依赖模型对竞争效应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区域服务业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我国不同区域服务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八大经济区服务业存在结构优势的子产业占83%;西北地区服务业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竞争劣势;结构效应、区位效应和空间效应对区域服务业增长贡献的方向并非完全一致,我国区位效应对区域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明显低于结构效应的影响,服务业区域专业化和地理集中度呈现非同步性。     

社会资本和区域发展差异——对中国各省区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全球的各个国家之间,还是很多国家的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层面考察区域发展的差异.经济地理学者们也日益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限制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软"因素就是社会资本.通过社团、慈善团体和献血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发现中国在省区甚至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社会资本的存量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并且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相关性.但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信任"的调查结果,却没有发现它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系.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我们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中国各个省区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区域增长的收敛效应、政策和区住等因素之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SPECIAL ISSUE： REGIONAL CONVERGENCE AND COORDINATED URBAN GROWTH Region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Spillovers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本文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研究了1988．2009年问中国各省区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结果显示,一方面,存在着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大;另一方面,局域相关也显示出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特征越来越明显。以一个表征市场潜能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本文通过计量分析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经验分析表明,空间溢出效应是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市场潜能每增长1％,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将提高0．47％,超过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弹性值。当然,实证分析也发现这种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距离间隔的增加而减少。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Copeland-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因素,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机制,并结合中国2001-2009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结构计量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FDI进入程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可以发现:FDI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分行业上都有利于减少我国工业的污染排放,其主要原因在于,FDI通过技术引进与扩散带来的正向技术效应超过了负向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此外,中国当前的外资进入程度距离以环保为目标的最优水平还有一段空间,因此应积极鼓励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要素空间流动、异质性产业集聚类型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和东北地区的分析

在要素流动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会持续吸引要素流入,逐渐累积形成集聚效应,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条件和政策差异,不同地区要素流动强度、方向和产业集聚类型存在异质性,进而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本文采用2000—2015年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面板数据,设计资本、劳动和技术流动指标,结合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本地与相邻地区要素空间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易受空间相邻地区经济活动的影响,东北地区本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明显,长三角地区本地和空间相邻地区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突出;本地、空间相邻地区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产业集聚,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东北地区要素流动并未通过多样化产业集聚推动经济增长,而是借助本地、空间相邻地区资本和劳动流动促进专业化产业集聚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测度、空间差异与收敛趋势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培育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保障。本文基于2000—2018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创新精神、契约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和开放精神等5个维度测度了中国企业家精神指数,对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差异和空间收敛性进行研究,并对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中介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全国层面和各省市区企业家精神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创新精神在企业家精神指数中贡献最大;区域总体差异呈现“先大幅下降—后小幅上升”走势,区域内空间差异呈现为“西部>东部>中部”,区域间差异呈现下降走势,是区域企业家精神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企业家精神指数西部地区表现出σ收敛特征,总体上σ收敛趋势不明显,而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空间绝对β收敛和空间条件β收敛,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空间收敛速度显著低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企业家精神的收敛速度最快;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并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异质性,企业家精神凭借“知识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和“就业效应”等中介机制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住房价格、城市规模变动与经济效率优化——基于空间交互理论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

构建一个纳入住房价格、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率三个关键变量的集成统一分析框架,通过构建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型空间交互理论模型,理论分析和初步观察主要影响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城市经济效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法（DID）开展地级市层面实证检验,进而在城市群层面开展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1)房价高企显著阻碍了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而城市规模扩张能够提升城市经济效率。(2)住房价格与城市规模扩张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3)住房限购政策虽未改变房价高企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但它显著缓解了其对城市经济效率优化的抑制程度。(4)各地区城市经济效率空间差异较大,需因地制宜提出治理方案,其中中小型城市群应聚焦提升人口承载力,而具有明显发展优势的发达城市群则更应注重提升区域环境状况与交通通达度,降低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的推力效应。(5)地方政府应重视区域整体效应,合理进行功能定位和规划,实现城市经济效率优化和均衡协调发展。     

基于就业视角的北京经济与社会发展矛盾研究

本文从就业角度分析北京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公共服务)之间存在的不协调,即在总结北京就业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就业与经济、就业与人口及公共服务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探索形成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协调的原因。检验结果表明,以基建及房地产等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了消费者服务业及政府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就业,并进而带动了人口膨胀,而人口的膨胀是形成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主要原因,并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及就业的水平不高是不协调的根本原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提升第三产业发展质量,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