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通过对延安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倾向的"七月"派诗学和"九叶"派现代主义诗学的理论形态、内涵、价值,以及相互间并峙、互补关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地把握上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的观念、思想与精神,在断代诗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之意义。     

二十世纪社会学方法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批评

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几乎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在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社会学批评方法是对之作出批判的.社会学批判,直接导致了俄国形式主义在其发源的国度内被封杀,同时也在对布拉格学派的否定上体现了出来.从巴赫金的论著中,可看到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所受到的社会学批评.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虽体现了当时的理论面貌,但也存在概念混乱的情况.第一,此书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兼顾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与矫正简单化批评.既然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那末自然也会坚持反映论的文艺观,进步在于,巴赫金使之多层次化了.第二,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的关系.俄国形式主义将诗学分为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巴赫金将这两者间的关系给搞糊涂了.理论诗学、文学史、历史诗学这三个概念也被巴赫金"中介"论的辩证游戏给搞混淆了.这样,巴赫金所打通了的理论诗学、文学史、历史诗学这三项,就都被否定了.理论诗学的来源有二:一是来自现实的文艺运动以及过往历史中的文学史,二是来自其他意识形态部门.理论诗学自然也处于变动中,这是因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动而造成的不同意识派别的兴替,使得它们向着理论诗学衍生过来的态势产生了变化,用句通俗的话说,即造成了立场与视角的不同.值得提出的是,现实的文艺运动的发展也会产生出属于文艺自身的问题.第三,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有四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批评其语言学取向.二是批评其否定的方法.三是批评形式主义的体裁观.四是批评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有击中要害的地方,也有与事实不甚相符、甚至距离较大的地方;他的意见有可取的,也有错误的.抽象的文艺概论式的研究是没有前途的,必须从具体的作品、从历史的丰厚沉积中提炼概念,才能有创见.巴赫金深入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复调小说"概念."从历史中提炼出狂欢节化"这个概念.从抽象的文艺概论式的研究中摆脱出来后,巴赫金的才能便得到了发挥,以这两个有一定创见的概念引起了西方文论界对他的注意.布拉格学派正是沿着俄国形式主义的上述理论发展趋向,而引出内容与形式的"综合"说的.康拉德对上述"综合"说作了批判,他的社会学立场比较机械.社会学批评与结构主义相比,所注意的确要宏观一些,对深入到系统内部的微观方面有相当程度的忽视.然而,将这种区别简单地概括为一般与个别的差别,则是不科学的.     

哈罗德·布鲁姆诗学轨迹探析

美国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早年在浪漫主义研究方面的深厚积淀,为他后来的诗学建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他提出的"影响的焦虑"、"误读"、"误释"等诗学观点,从表面上看都致力于颠覆传统和消解经典,但事实上他对传统经典的"消解"是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的,而随着<西方正典>等著述的问世,布鲁姆俨然成为维护西方文学传统的代言人,其捍卫经典的激进态度成为学界的一道景观.当然,布鲁姆对所谓"憎恨学派"的拒斥显得有些绝对,他的诗学轨迹也不无"褊狭"之处,但正是这种"褊狭"成就了这位关注经典褪魅和返魅的诗学大家.     

对"格调说"及几个相近概念的省察

本文从文学思想发展的角度切入,对"格调说"及几个相近概念作了辨析。"格调说"的实质是以汉魏盛唐诗为典则,建立重抒情审美的诗学理念。此种理念以知性形态介入创作,恰违背了诗歌的抒情审美精神。"重格调"是重文本结撰,它属于"以意为主"的诗学传统,黄庭坚所代表的宋型诗学和"格调说"均属于这一传统,前者的"意"多停留于思想内容层面,后者的"意"则被提升为一种包含了重才情、重神韵等多个侧面的诗学理念。"复古派"是明代"格调说"的主要倡导者,其诗学理念包括"拟议变化"和"格高调逸"两个侧面。"格调派"是对"复古派"和清人沈德潜的概称,沈氏是"格调说"的集大成者,其诗学理念获得了进一步提升,在更为圆活的意义上强调感情与形式的合规范性。     

文学发生论与审美批评观的熔铸——钟嵘《诗品·序》评析

钟嵘的<诗品·序>表现了他鲜明的文学观,体现了文学发生论与审美批评观的熔铸.关于诗歌的起源,钟嵘主张"物源说";关于五言诗的发展,他注意到了社会生活与文学的源流盛衰关系;关于诗歌理论与批评,他注重"诗歌关"的标准,即谈玄说理、讲究声病、平庸乏味、无病呻吟的诗歌便是劣品,才高气奇、情真味浓、事景情一体、文与质俱优的诗歌堪称佳作,这样的佳作才具有"美"的特质、"雅"的韵味,才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     

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

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诗学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诗学理论建构,主要是在西方和前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浸润下,尤其是从"左联"革命诗学和毛泽东的<讲话>中汲取灵感和理论资源而生成的.它既发挥了革命诗学的"理知主观"之长同时又吸纳了"客观写实"之优点,其理论构成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诗中的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典型,其身上凝聚着两极对立中的审美偏移倾向;二是主观的楔入,现实主义诗学内在张力的凸显;三是对情感的肯定与认同,呈现出现实主义诗学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诗学的主体核心部分即训谕性也就是主观的人文理解要远远偏重于客观的真实性.这是延安诗学与其他的现实主义诗学的迥异之处.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与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

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源头,也是中国诗学美感经验的集中体现."观"体现了身体与自然的联系,"以物观物"意味着视觉的游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察者这样一个中心的潜隐,意味着对个人情感的排除,对自然本身状态最大程度的亲近.王国维以"以物观物"对中国的抒情诗进行了现代阐释,他并没有排除情感之于文学的基质性意义;控以来,正是王国维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对传统的文学概念进行了改造.叶维廉以"以和观物"阐释中国的山水诗,从比较诗学的高度强调中西观物程序及其表达方式的差异,给这一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     

宋以降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政教之论

宋以降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政教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诗歌教化功用的论说;二是对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阐说;三是对诗歌政教批评观念的消解。宋以降诗学批评中的政教之论,一方面展开、充实和完善了宋前诗学政教论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对传统诗学政教之论有所反思、有所消弥,两方面相辅相成,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诗学政教之论的对立统一格局。     

章太炎文学批评观述略

章太炎的文学批评观虽在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中有所论及,然因太炎视文学乃其学术之余事,故专论不多。而考察相关的评述,太炎的文学思想或被划入所谓资产阶级革命派范畴,受到关注和赞扬;或又因其信而好古,反对委心向西及白话文,又被视为古文学的殿军,甚至遭贬斥为历史退化论的代表。其实,文学进化论只是缘生于生物进化论的一个先设前提,它在肯定文学发展的同时又造成文学批评的单一化与非历史化倾向,而从文学的多元性及批评的个性化来看待章太炎文学观之循名责实的批评法、原始返本的认识论、取法汉晋的历史观与雅正闳硕的修辞说,颇具丰富内涵与个性色彩。而太炎以复古为蜕变之文学通变观的传统性,以"拨乱反正"为主旨之文学致用说的现代性,和以经学语境、名学规范与小学基础为内涵之文学批评观的特殊性,其成绩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是具有历史意义且值得深入探讨的。     

《说诗日卒语》和沈德潜的诗学理想

面对诗歌日渐衰落的状况,沈德潜创作了《说诗日卒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日卒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日卒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