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旗诗话》与法式善的诗学观

《八旗诗话》是清代乾嘉时期法式善撰述的一部关于八旗文人诗歌批评的专著,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八旗文人诗歌创作的诗话著作。《八旗诗话》对今人研究清代八旗文人的生活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参考价值。然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八旗诗话》的文学史料价值以及其所呈现的法式善的诗学观作专门的研究。概言之,《八旗诗话》所呈现的法式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诗歌的审美取向上崇尚唐音。二是诗歌创作的本体论上主张性情。三是师古的态度上力倡学古而求变,追求独创。     

八旗的秘密

正清代的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创立的,初建时设四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旗皆纯色。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因"归服益广",努尔哈赤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又增设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合称八旗。其中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均镶红边,镶红旗镶白边。八旗排序体现旗主地位尊卑八旗的等第顺序与满族的宗法、旗主的身份地位、尚色习俗等有关,但其阶段件的变化却源于政治,是八旗旗主     

唐代孙逖科举家族成因初探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根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资料记载,孙逖家族六世凡21人科举及第,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科举家族。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提供了时代条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众多家族子弟的成人成才为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孙氏家族成员特定的社会联系和人脉关系则对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家族理性"与家族企业治理的几个问题

"家族理性"是以家族及其事业的整体荣誉、整体利益最大化和稳定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而支配人去思考、推理、判断、行事的心理认知结构。家族理性与个人理性、集体理性不同,是基于传统文化背景对个人理性的超越。中国社会家族企业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如产权问题、信用问题、治理结构等,运用家族理性的概念和理论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于2008年出版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1]。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吕思勉治学曾深受清代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作为近代史学家,他治经主要是为获取治史的材料,注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派分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经学的史料价值判断上,他早期相对偏重于今文经,后期则逐渐实现了对今古文经的兼采并重。吕思勉对待清代今文经学的态度和方法,为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完成近代学术文化新旧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财政资助与清代江浙育婴堂的官办化问题探析

清代江浙育婴堂经费原本来自社会捐助,管理事务亦由地方绅富负责,性质属于民办组织。但随着官府财政资助的涌入,育婴堂官办色彩日渐浓厚,甚至成为彻底的官办机构。财政资助及随之而来的官办化进程,一方面对育婴堂运营状态的稳定、救助措施的改进和救助规模的扩大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育婴堂机构臃肿和管理废弛的弊端,并滋生贪污舞弊和勒索绅富的现象。鉴于此,清代后期部分育婴堂改用官督绅办模式,收到一定效果。这对中国当前的慈善事业改革有一定启发意义。     

清代台湾建省后的改革与发展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早在宋代之时台澎就属今天福建省晋江市管辖;元代时在此设立澎湖巡检司;明代时设立了一府、二县;清朝初年设立了一府三县,归福建省管辖,公元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省,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台湾建省后,作为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对台湾从政治、经济、政区、交通、教育、海防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新的适应省制发展的建制与改革,使台湾省面貌焕然一新。     

清代学者名流与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清修陕西地方志是陕西乃至全国旧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这些名志大多出自学者名流之手。乾隆年间毕沅抚陕,主持并倡导修志,掀起了学者名流参与陕西方志修纂的高潮,此风气一直沿及嘉道时期。学者名流的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及修志主张在方志中均有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陕西方志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对当时及以后的陕西方志修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论清代海防观念的缺失

清代建国伊始,海防观念的缺失和海权意识的薄弱就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禁海迁界,毁船内缩,使清朝放弃了进取、主动的海洋战略与海防策略,在借助海洋而咄咄逼人的西方侵略者面前,被动挨打;以禁为防,使中华帝国在西方海权意识蓬勃发展,海外殖民活动如火如荼的重要时期远离了海洋,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重陆轻海,使清朝坐失良机,自酿苦果,形成了有海无防、有海难防的局面.海防观念严重缺失,海权意识极为淡漠,使得陆权也难以维护,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失败.     

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思想探源

中国古代的清官廉吏所秉持的不为子孙积金蓄玉、置办良田豪宅,而更注重对子孙的道德培养,以勤俭持家、以诗书传家、以清白遗子孙,给子孙留下精神财富的置业观,已使置业从物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这种思想根源便成了颇值探究并具现实意义的课题。稽史钩沉,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置业观的重要思想根源在于其崇高美好的人生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朴素高洁的奢俭观、高风亮节的义利观、出仕为民的民本观、极具智慧的祸福观、理智清醒的财富观。     

清代东北锡伯族的编旗及其变迁

清政府最初安置伯都讷等三处的主体锡伯人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为八旗,而不是编入满洲八旗。迁至盛京及北京后,锡伯族人则被拆散而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佐领之中,而且散居多处驻防点的各村屯,这对其民族属性不无影响。此后,由盛京地区西迁伊犁的锡伯人,又是从各家族、家庭中抽出,甚至父子分离。但至伊犁后,锡伯族人则又被集中组成“锡伯营”,成为独立性的民族群体,延续至今。     

清代异姓世爵世职封赠的阶段性变化及其特征

清代对军功人员的世职封赠始于开基立业的天命年间,至顺治定鼎燕京,实现天下一统,开国封赠达到空前规模;康熙以后,伴随清廷的平定藩乱,拓土开疆,复有为数众多的旗人得到封赠;咸、同之际,在安内御外等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汉人的特殊功勋使得清廷对他们的封赠呈急剧递增趋势。     

戏曲选的批评学建构探析

戏曲选是一种重要的戏曲批评形态,蕴藏着重要的戏曲批评学价值。综观流传至今的戏曲选,可以发现戏曲选主要是通过附录、序跋、戏曲选正文中的批注性文字或符号、戏曲选的戏曲作品主体构成和戏曲选对作品的分类与先后排列实现戏曲批评,建构起独具批评特色的戏曲选批评:选评合一,强烈的戏曲辨体意识,多样的戏曲类别区分。     

从亨廷顿新权威主义理论看中国政治改革

面对20世纪拉美和亚洲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朽和政权动荡的现象,亨廷顿以威权政府和政治发展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指出现代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同步协调发展,方可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政治改革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带过曲成因新探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带过曲的本质为小令联唱,在元曲的传播中形成,不必有赖套数摆渡才得以出现。在今日所见文人带过曲、套数曲组背后有一个民间用曲唱曲的广大试验场,这才是带过曲诞生的源头所在。当然,在带过曲体式诞生之后,将套数中使用成熟的曲组摘取出来用作带过曲曲牌,是问题的另一层面。套数曲组是汇入带过曲的流,而非带过曲诞生的源。     

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本土化探究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起源于西方文化,它重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本土化成为必然的趋势。出于价值观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本文从价值观角度探究了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得出结论,中国文化具有社会价值的要素,而缺乏个人价值的要素。     

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本土化探究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起源于西方文化,它重视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本土化成为必然的趋势。出于价值观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本文从价值观角度探究了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得出结论,中国文化具有社会价值的要素,而缺乏个人价值的要素。     

富勒新自然法思想探析

富勒的新自然法思想在坚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的基础上,将法律看成是一项目的性互动的事业.而这一事业的内在道德则贯穿于此事业形成与发展的始终.以此为核心,富勒新自然法思想的具体内容分别体现在法律事业所构成的基本环节、其从事者的角色道德,以及此事业要达到成功的目的导向和动态过程等四大方面.这种以事业观为导向的新自然法思想,扩展了自然法学讨论的范围,较之于古典自然法思想有着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尤为突出的是富勒以官民之间的互惠、预期、承诺与合作等互动过程来把握法律的本质,其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方法和内客丰富了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认识,其作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道德意识,可以为构建法治社会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富勒以法律事业观为核心的新自然法思想,无论是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还是对于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马克思曾言,其博士论文对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等三派哲学的研究不仅是出于哲学的兴趣,更是出于政治的兴趣。这种政治的兴趣不在于现实的政治批判,而是在于实现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践转向,确立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践本质,并为创造新的历史时代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