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执行法》的单独制定

在民事诉讼法框架体系内建构强制执行程序,与审执分立理论不符。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源于完备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之强制执行制度的单独立法已经成为国际趋势,我国制定《强制执行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制定《强制执行法》需要科学界定法的名称、合理定位立法目的以及妥当选择立法构造。     

行政即时强制界说

本文分析了现有行政即时强制的定义,并作了重新界定,即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本文认为,行政即时强制应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区别,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行政强制实施前是否先行存在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行政即时强制还应当与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强制征收相区别。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原则与规则

作者认为,我国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强制权与行政职权的关系,行政强制设定权与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关系,行政强制权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关系,行政强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关系。而行政强制设定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则有授权规则,权利规则,时限规则,事项规则,补充规则。     

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的深度剖析与重构

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强制执行法》将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确立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但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无论是词义还是执行主体及在执行措施上,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以“二战”时期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国家至上论”为起点的.在国家至上的宪政理念下,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重心必然是“对秩序的强烈追求和对公共利益的强烈关怀”.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划分过程中缺少了民主、平等与公正的理念,该制度的设计只是引入了司法公正的外壳、名义或形式,并未引入司法公正的实质内容.中国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应建立一种多层面的执行体系,包括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由法院采用刑罚手段予以执行和公民信用体系公布制度等.     

房产资讯

1摘要国务院常务会议1月19日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规定,取消行政强制拆迁,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条例草案规定,对被征收人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搬迁与临时安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补助、奖励。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论行政司法强制执行和司法行政强制执行

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司法裁判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性质定位问题上 ,文章不赞成笼统地归结为行政强制执行或司法强制执行 ,而提出行政司法强制执行和司法行政强制执行一对范畴 ,作为对上述强制执行行为性质的尝试性概括。同时 ,文章认为分权学说的基本精神在于揭示国家权力运作规律和政体模式的建构原则 ,并据此对我国复合型强制执行模式选择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与法律救济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综合考虑我国的法律传统、现阶段的国情和WTO全球性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因素,适宜采用司法主导型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救济,包括告诫、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的实施三个阶段,应依据不同性质分阶段给予相应形式的救济,同时严格遵循不可撤销性原则。     

启动制约流浪儿童救助瓶颈

制约救助瓶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究竟是强强制还是自愿存在争议。 按照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对流浪儿童的收容和遣送可以带有行政强制色彩;而按照新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在救助流浪儿童方     

论司法公信力的民事诉讼制度保障——以《民诉法》的修改及其解释为中心

基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考,我国《民诉法》在程序规则供给方面严重不足,且受程序运行者中心主义的影响,其在控制、规范权力行使与解决纠纷、保护权益方面也不尽如人意.本次《民诉法》修改主要针对审判程序进行完善,从诚实信用原则、程序分化、诉讼契约化、权力运行规范化以及保障当事人起诉权利等方面从微观上完善立法,但仍然过于模糊或者有失偏妥,需要通过解释论上的努力予以细化或尽量纠正.此外,尚需制定《强制执行法》,并在《民诉法》未来修改时贯彻程序利用者中心主义,遵循调审分离原则,充分考虑中国现实司法环境及其群众基础,并强化人大司法监督职能.     

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强制是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对行政强制统一立法 ,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文就这一问题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的名称 ,行政强制立法的模式 ,及行政强制立法内容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析日本公务员法

战后以来,日本以《日本国宪法》为根本大法,以《国家公务员法》、《地方公务员法》及人事院规则、指令和地方有关条例等为基本法规,以刑法、民法、教育法、外务法、劳动法等为相关法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公务员法体系。日本的公务员法,为行政组织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关公务员各种管理法规的总和。本文拟就其所含的主要内容,试析如下。     

论遗嘱方式的缓和主义进路——以《继承法》修改的相关理念变革为中心

为了确保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近世各国立法均保留了发端于罗马法的遗嘱方式强制的传统.但严格的遗嘱方式强制却与遗嘱自由原则存在矛盾冲突.我国修改《继承法》,应当摒弃严格的遗嘱方式强制立场,而采取缓和主义.理念上应从注重遗嘱形式完整性转向注重意思表示真实性.缓和主义的进路是增加遗嘱类型的规定;废除公证遗嘱效力最高的不合理规则.对遗嘱形式要式主义的缓和方法是区分遗嘱形式中的本体要素和证据要素,降低形式瑕疵对遗嘱效力的影响.修改后的《继承法》应当对遗嘱形式欠缺的相对无效事项作出专门规定.     

行政紧急强制的程序问题

与一般行政行为相比,行政紧急强制具有紧急性、强制性和侵益性的显著特点,如何在保障行政紧急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同时尽可能少发生负面影响,应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西方国家在行政紧急强制立法方面很注重程序的设计,尽可能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之间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平衡点。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在行政紧急强制程序的立法方面,应采取一种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和灵活性的程序。     

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及其规制路径

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系统明显呈现出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过度制定行政规则导致行政规则过量，实施上过分倚重行政规则，优先选择通过行政规则推动改革或构筑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过度依赖颠倒了法律与行政的关系，不利于良性行政法治生态的形成。突破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需：理念上，重塑法律优先原则的内涵，强调法律在制定实施上对行政规则的优先性；实体上，强调行政规则制定的比例原则约束、制定规范行政规则的专门立法、细化法律文本弱化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冲动；程序上，通过建立制定时机约束机制、引入正当程序、完善司法审查等避免行政规则制定的盲目与恣意；实施上，优化行政规则的适用规则，落实法律优先原则。     

从强制火化说开去

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第五章第二十条规定: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因此,丧户在不听从劝告,强行将应当火化的遗体违规土葬,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实施强制起棺火化,不仅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和震慑作用,而且也维护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然而。笔者在参与对违规土葬对象实施强制起棺火化的治理工作中,也曾听到不少群众抱怨:为什么死者未入土之前没     

论行政上的即时强制

本文从总体上对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进行研究,文章认为行政强制可分为一般强制与即时强制,它们都以基础性行政决定为前提,以是否能够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义务(从时间上的允许性和义务类型上的可能性两方面考察)为人权关怀.其中,即时强制以基础决定为前置条件,以出现紧急情况且无法期待相对人自动履行为限度条件,以具体法律明确授权为职权条件.即时强制的方法从实际所达对象的不同,分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对财物的各种处置、对住宅等场所的进入和依职权所为的其他必要处置四类.文章最后提出,即时强制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管道畅通;鉴于合法的即时强制常会带给相对人特别牺牲,所以应建立比较系统的行政补偿制度.     

公司高管违反信义义务责任的司法适用现状与完善

当前,关于信义义务的讨论已从理论讨论过渡到实践讨论——即探讨新《公司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司法适用问题。实证表明,我国现有《公司法》及《侵权法》法律规则在解决公司高管违信责任的案件中存在适用缺陷。在此现状下,代理法的补充适用、特别是代理法特别规则的适用,有助于解决公司高管类型界定、违信风险界定及举证责任分配等司法难题。     

海南自贸港视角下《专利法》修改对专利行政执法和公共服务的影响

为适应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国家和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正处于完善和转型的关键时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以及在其影响下制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分析对国家层面及海南自贸港层面专利行政执法和专利公共服务的影响,发现《专利法》修改和《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的颁布确立了国家层面和海南自贸港层面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和专利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能,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专利法》修改及《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也凸显了专利行政执法的分歧,在落实公共服务职能上面临着一些挑战。同时,《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颁布后,专利行政执法职能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条例》都应据此作出相应调整。     

美国强制执行中的补充程序

美国强制执行中的补充程序,植根于衡平法,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替代债权人诉讼之责。其主要功能是发现判决债务人的财产,将不适用于执行令程序的衡平法上的财产利益用于金钱判决的给付和取消欺诈性财产转让。该程序主体由询问债务人听证和法院的命令两部分组成,内部诸要素之间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推动金钱判决的整个强制执行程序有效运行。该程序注重发掘当事人各方的潜力,事半功倍地解决查找判决债务人财产的关键问题;兼顾判决债务人及相关第三人的权益保障;富有灵活性,能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这些都对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欧美应对气候变化的司法审查制度及其镜鉴

美国存在《清洁空气法》等制定法,但其空气污染诉讼主要以判例法的形式展开,法院在审查空气污染案件时采用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欧盟应对气候司法审查的关键在于对各成员国有关强制减排制度的司法审查,欧盟法院在法律适用上也是以判例法为主,重视均衡原则的适用。“双碳”战略下,无论是依据环境政策对企业限期整改、关停并转、优化提升,抑或依据法律对私主体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均极大地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加强环境司法审查对以法治方式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大的保障作用。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决策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审查,从功能实现的角度起到了与欧美司法审查近似的功能。欧美应对气候变化司法审查均以判例法的形式展开,这也意味着我国指导性案例还有更大的挖掘空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司法审查的实施重点在于：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善制定法的具体规定、阐发相应的法律原则、综合运用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和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