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

基于文化创意产业视角,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重点论述二者如何借助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智力及科技因素达到和谐平衡,从而实现文化遗产价值并提升受众旅游体验。分析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共生是实现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策略完成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服务延伸,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最大程度的和谐,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基于共生理论的黄河三角洲区域旅游合作研究——以滨州与东营两市为例

从生物学的共生理论出发可以看出,树立共生思想,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构筑和谐旅游空间,共同提升黄河三角洲旅游品牌的知名度与竞争力,是黄河三角洲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以滨州与东营两市为例,从两地旅游资源、空间关系与交通网络、文化渊源、合作意愿等来看,黄河三角洲具备区域旅游共生的可行条件。黄河三角洲区域旅游的共生模式主要包括资源共生、管理共生、利益共生和环境共生四个方面。该模式的运行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论深生态学视域下的海洋伦理观

深生态学超越了浅生态学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局限,主张人类与环境的互相关联,认为人类和非人类生物具有内在的均等价值。深生态学的"生物圈平等"和"自我实现"原则试图构建新的生态文明尺度和文化伦理取向,这对我们思考重新定位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改变浅生态学以人类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狭隘海洋发展观,确立人类与海洋和谐共生的海洋伦理观,促进海洋开发和保护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基于四川省J县的社区教育实践

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会形成社区治理的意识性输出。通过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的分析,发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生成理路是：社区教育以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为依托,以利益生成为动力,以共识生成为旨归,通过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建构了社区共同体的意识性输出链路。针对社区共同体意识生成中动态转化性较弱、横向传导性较差、纵向转化率较低的问题,需要从调适社区教育项目、建构关联点和提升关联密度、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层面入手,实现输入—输出链路的优化。探究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对于形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共生机制、促成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目标耦合、实现社区治理共建共商共享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大遗址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分异探讨——汉长安城案例

大遗址可界定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大面积文化遗存。文章分析了国内机构对大遗址研究的特点,并专门剖析了对汉长安城的研究特点,因而形成新的视角:如何合理进行大遗址的价值分析以及如何在大遗址的价值分析基础上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大遗址价值(V)分解为文化价值(C)与经济价值(E)两部分,即V=f(C,E)=C+E。以汉长安城为实例,其研究框架为:重新认识汉长安城大遗址的文化价值与计算其经济价值,最后初步提出其遗产保护措施,以期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大遗址研究需要国际视野:首先要紧密加强国内研究机构的合作。第二,采取既“请进来”也“走出去”的双重战略。第三,充分抓住ICOMOS第十五次大会在中国召开的机遇,让中国的大遗址研究走向世界。     

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

扶贫车间模式是地方政府通过就业方式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创新性行为。文章立足J县扶贫车间模式案例,从合作治理视角提炼价值整合、资源整合、信息整合与利益整合分析框架,探讨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扶贫车间模式是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合作共治贫困问题的产物,企业在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支持下于行政村内开设生产车间,招聘留守非贫困户维持车间正常运转的同时吸纳贫困户就业,以此帮扶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扶贫车间具有工作地点邻近且时间灵活、用工条件宽松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等特征。扶贫车间模式的生成缘自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在合作共治中坚持合作主体平等自主理念,形成合作主体资源汲取机制,构建合作主体信息沟通机制,产生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从而实现合作主体在价值、资源、信息和利益方面的有机整合,建立起共生共存关系。未来应关注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脆弱性问题,推动产生于特殊时期的扶贫车间模式常态化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基于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分析

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会形成社区治理的意识性"输出"。通过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的实践分析可以发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生成理路:社区教育以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为依托,以利益生成为动力,以共识生成为旨归,通过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建构了社区共同体的意识性"输出"链路。针对动态转化性较弱、横向传导性较差、纵向转化率较低问题,应该从调适社区教育项目、建构关联点和提升关联密度、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层面入手,实现"输入—输出"链路的优化。探究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对形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共生机制,促成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目标耦合,实现社区治理共建共商共享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旅游合作共生研究——以滁宁地区明文化为例

加强对区域共性文化的整合开发对于构建特色文化产业带并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意义重大。以滁宁地区为案例地,探讨明文化旅游的共生条件,即在资源、地缘、政策、市场层面具备的共生基础。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构建了滁宁区域旅游的3种共生模式,即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下的"城市—城市"共生模式、游客游憩需求驱使下的"城市—景区"共生模式、统筹整合机制下的"景区—景区"共生模式,进而立足案例地,提出了优化两地共生环境、畅通两地共生界面、完善利益共生机制的具体措施,以期有效促进滁宁两地一体化共生发展。     

论生态美学思想及当代诠释

当今世界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与重构新的经济与文化形态,我国学者提出了生态美学思想。生态美学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广泛关联的一门学科,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而产生,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可以重构审美文化的价值形态,建构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体现生态美学对自然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农村文化创意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发展探析

农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内在的耦合关系,发展农村文化创意产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则是农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两者互促互进、互惠共生。当前,由于价值导向出现偏差,农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着对农村自然环境及文化资源的开发式破坏、低俗农村文化创意产品泛滥、农村文化资源闲置与浪费等生态问题,制约着农村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约束和规范农村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利益主体行为,是化解农村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困境,促进农村文化创意产业与生态文明良性耦合发展的现实路径。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对争议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哲学思考——以麻将文化为例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对待文化遗产具有辩证统一性,兼顾历史性和时代性,倡导社会与人全面发展的和谐性,坚持文化遗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科学认识争议性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价值,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的价值统一,精神和物质的价值结合,传承到创新的价值提升,糟粕变精华的价值转化。麻将在申请非遗保护中最具争议性,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来分析麻将,从文化哲学高度论述该争议性非遗的传承与发展问题,用文化生态学方法论考察其生存境遇,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对我国争议性非遗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基于山西上党高地潞绸织造技艺的调查

活化传承是新时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提出的新要求。潞绸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面临着实现活态传承的现实问题。从潞绸的传承实践来看,呈现出以山西上党高地为中心的原生地原生传承与原生地次生传承相互嵌套的模式,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潞绸产品的跌宕起伏演绎了一个地方性丝绸产品"发端—繁荣—低谷—振兴"的传承谱系,并且突破原生传承的地域和文化局限,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也培育了当地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为上党高地潞绸的原生地次生传承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二是上党高地及周边地区潞绸配套产业的变迁和发展,为潞绸原生地传承模式的实践提供了社会和文化保障。     

文化创意产业与工业遗产的保护

通过剖析文化创意产业与工业遗产的联系,解读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工业遗迹相关要素的介入.着重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实践实例,探讨当今在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背景下,其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效结合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推动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     

论城市文化遗产的整合性开发与资本化运作——兼论无锡的探索和实践

系统研究文化遗产资源的属性、特性,定性定量分析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挥城市文化遗产资源的优势,探索实践开发与运作的路径,是无锡乃至中国许多城市的重要课题。文章将城市文化遗产置于城市文化的宏大背景和＂文化资本＂的独特视角中加以考察,分析了其资本属性,阐述了城市文化遗产＂物态型（有形）与非物态型（无形）、递增性与共享性、多元化与整体性同时并存＂的基本特性,提出了整体和重点相结合、利用开发与资源保护相统一、社会效益优先经济效益并举等开发运作的原则。通过对全国有关城市的案例分析,梳理总结了＂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政府推动、市场调节型＂等城市文化遗产资源开发运作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无锡实际,分析了无锡建立＂资源转换＂的机制,实践＂有机更新＂的理念的实践与探索,总结了无锡对城市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性开发和资本化运作的基本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思考与探索——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怀梆为考察对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发展的关键是拥有一套有效的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的衰败。怀梆长达几百年的发展所依赖的正是其有效的传承机制和传统的传承模式。＂文化大革命＂后怀梆迅速走向衰败,其中传承模式的衰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借鉴传统的传承方法,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恢复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机制和传承模式,对当前的保护来说非常重要。同时,充分利用大学等现代教育资源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模式也非常必要。     

从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保护看天津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

自2010年天津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如何通过对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和创新达到促进城市文化多样性的目的,已成为文化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澳大利亚政府在多元文化政策方面的成功实践,或许可以给正在文化的多元共存方面摸索的天津市一些启示。无论是在政府政策支持、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民间氛围方面,还是在利用非传统形式达到保护和传承目的方面,尊重个体特点和追求文化遗产的劳动价值都应是基本原则,这样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有助于建成和谐社会。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

东北地区的近代工业始于19世纪末中东铁路的修建,日本侵占后移植大量近代工业,解放后在苏联援助下很快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其工业遗产十分丰富。工业遗产具有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价值,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中,如何保护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史遗产已成为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对工业遗产保护的措施方面,以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个人投入相结合的方式或更为可行。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应及时确定本地区本企业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方案,边保护边开发利用,以确保保护的持久性。     

人类学视野下侗族大歌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侗族大歌＂已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结构框架浑然有趣,多声形态绚丽多彩,合唱技艺出神入化。作为植入民间的多声部歌曲,能够完整保存,这与侗族地区特定的歌师、歌头、歌班、歌俗等传统制度的人类学背景有密切关系。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侗族大歌＂又是侗族传统社区整体＂文化场＂的记录和再现,是活态流动的存在,作为侗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而成的音乐文化遗产,它呈现出的非物质性,具有多样性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这些价值与侗族传统社区人群的存在与发展紧密联系,互动互存,从而形成侗族大歌传承与保护的独自特点。文章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侗族大歌＂传统内部的传承保护机制,分析在社会文化生境不断变迁的今天,如何对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     

法律视野下的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活态保护初探

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保护价值。相较于近年来影响日盛的生产性保护方式,活态保护模式更契合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内在特质,更有利于其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