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屯田中的人口迁移

元代的屯田和前代相比可谓盛况空前。除少数为政府招募、百姓自愿外,元代屯田中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国家强制组织实施的。因屯田而迁移的主要是民户和军户。在元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屯田中人口迁移的垦荒和实边作用越来越突出,对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蒙古政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蒙元时期西夏遗民高氏及其后裔

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西夏境内的人民，或留居故土，或迁徙内地，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成为我们民族血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学界对西夏遗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迁徙与分布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方面。笔者以高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氏家族成员在蒙元时期所任官职和主要活动的分析，展现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历史贡献和遗民心理等一些情况。     

元代的西夏遗民——斡氏家族

成吉思汗对西夏先后六次征战，时间跨度二十余年。西夏灭亡时，蒙古军队焚烧城池，屠杀居民。但从现有资料来看，依然有许多人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在元代仍有大量的西夏遗民存在，部分遗民还对元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斡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徒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元代西夏遗民在不同的地区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交往之中，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婚姻血统及语言文化等方面，逐渐丧失了其本民族的特征，从而完全融合到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     

关于《述善集》所收张以宁诗文的几个问题

张以宁是元末著名文人。元代西夏遗民唐兀崇喜(杨崇喜)所编《述善集》收张以宁诗文共8篇,其中6篇不见于其他文献。据考证,张以宁《崇义书院记》的写作时间当在1358年至1367年之间。经参考相关文献对其诗文进行了校正,发现《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中张以宁诗文的某些标点似有可商榷的余地。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末西夏遗民诗人王翰与东南文化

王翰是元代迁居东南地区的第四代西夏遗民,主要生活在安徽、福建、广东等东南地区,入明十一年后,自杀殉元。王翰为研究元末明初西夏遗民生存状况提供了范本。东南地区的人文与自然环境都深刻影响了王翰的思想、创作,在王翰的多族交游网络中,吴海对王翰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尤其深刻。东南地区理学之风甚盛,为王翰理学思想的形成营造了大环境,王翰的理学思想体现在孝道、忠君爱国等方面。王翰的山水题材的诗歌彰显了他的理学精神,其诗歌带有东南地域色彩,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宋代厢军役作职能考述

在宋代,厢军为从事役作的杂役军,通过履行其役作职能,承担原本由民户来完成的繁杂役作。其役作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运输物资、兴修水利、屯田垦荒、隶役官员与修葺营建等。这些职能对宋代社会安定具有重大作用。     

略论金朝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

文章认为金朝统治者之所以要兴置西北屯田，是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以及足食足兵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其屯田计有猛安、谋克屯田、军屯、蕃汉弓箭手屯田和民屯四种。在猛安、谋克屯田问题上，认为这类屯田不仅遍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而且存在于函谷关以西的西北地区；屯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历史作用是增强金朝抗击西夏、蒙古的经济、军事实力，拖延了战争的时间，延长了金朝统治者的寿命。     

从慷慨悲戚、忠孝两全到渴望超越——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转变探究

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作为元遗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在遗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代前后,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概言之,其心态主要经历了由慷慨悲戚到忠孝两全的变化历程。入明后,他们的遗民心态中还呈现出无根迷茫与渴望超越等方面。元少数民族遗民士人心态的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王翰、伯颜子中与丁鹤年等人身上。这种转变的发生,与元朝的政权性质以及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密切相关。       

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

明初 ,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 ,对社会僧团进行了多方面整顿 ,诸如 :改革度牒颁出办法 ,严格剃度 ,淘汰僧尼 ,严肃戒律 ,裁并寺院等。经过整顿 ,元代以来佛教内部出现的严重颓靡之风大为改观。洪武后期还进行过“清教”。所谓清教 ,不过是一场清肃僧徒中“胡党”的政治运动 ,与整顿佛教的既定方针迥异 ,不能混为一谈。     

南宋遗民水墨画论略

南宋灭亡后,沦为遗民的一批文人画家眷恋故国,不仕新元,借其水墨画作隐约委婉地表达亡国的哀痛、故国的缅怀、遗民的悲哀。文章结合宋元之交的时代背景,将南宋遗民的水墨画置于文人写意水墨画的发展流变历程中,对其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之定位做了初步探索。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夏与辽朝关系述论

北宋时期,位居东北的契丹辽国与西北地区的党项夏国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夏辽关系经历了结盟、毁盟、战争、复盟的发展演变过程。夏辽关系深受夏、辽、宋三国对峙形势变化的影响。     

“甲申之变”与中国官绅阶层

公元1644年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互作用的巨大转变,汉族官绅阶层的政治态度对大顺军由支持变为反对,对关外清政权由反对变为认同,及清初联合大顺军残余势力再次反对清政权.这样的转变对明清易代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迫使康熙帝调整其先辈们一贯坚持的强制政策,逐步拉拢官绅实权群体,清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才得以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在以"人治"方式实现国家管理的中国社会中,官绅阶层所拥有的巨大能量和重要地位.     

辽、金时期渤海遗民高氏家族考述

渤海高氏家族是渤海国右姓高氏的后裔,渤海国灭亡后,该家族便进入辽统治区,以高模翰家族为代表的渤海高氏家族就此兴起,及至金代,高氏家族分为辽阳高氏、辰州高氏与澄州高氏三大地区。在每一地区中出现了不同的家族和杰出代表,随着金朝的灭亡,渤海高氏家族后裔又进入元朝统治区,为元朝的统治服务。     

试析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军事失利的原因

北宋中后期,宋夏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虽然北宋的国土、户口、耕地、军队兵员、经济实力,均远远超过西夏,但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却在几场重要战役中惨遭失败。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及宋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其中一些防范措施却走向了反面,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次,宋夏战争初期,北宋朝野上下对西夏极为轻视,结果战略决策失误,最终导致惨败。     

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

伯颜宗道是元代著名的哈剌鲁儒学大师.近期于河南濮阳发现的由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编成的《述善集》一书中,发现了不少与伯颜宗道有关的新资料,既有《伯颜宗道传》,又有伯颜宗道佚文2篇,对研究伯颜宗道事迹、元末农民起义及元代理学的发展轨迹都有重要意义.     

明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在明代发生了巨大变迁。明初,在卫所驻军、移民垦荒等因素作用下,大量外来人口迁入,虽有部分人口外迁,但总人口规模逐渐恢复。明中叶后,河谷平原的土地开发与商品流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地人口的迁入,促进了流域人口的继续增长。受地理环境的不同制约,流域内部各地的人口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影响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