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犯罪与妇女权益保障

当今世界,家庭暴力已成为全球性关注的社会问题。通过访谈、座谈、文献资料检索等方法,从社会问题研究的视角,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透视对妇女暴力行为所诱发的女性暴力犯罪问题,从而提出建立良好社会保护环境,预防家庭暴力,控制女性犯罪的思路。     

对女性暴力行为的研究及社会预防控制

当今世界 ,家庭暴力已成为全球性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采用访谈、座谈、文献资料检索等方法 ,从社会问题研究的视角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透视对妇女暴力行为所诱发的女性暴力犯罪问题 ,并提出建立良好社会保护环境 ,预防家庭暴力 ,控制女性犯罪的思路。     

论刑法学意义上的暴力犯罪——兼论无限防卫权的行使

1997年刑法典两处使用暴力犯罪这一术语.刑法学意义上的暴力犯罪同犯罪学意义上的暴力犯罪含义不同.刑法学意义上的暴力犯罪是对以暴力或暴力胁迫手段实施的某些犯罪客观方面特定情状的一种抽象.正确界定刑法学意义上的暴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解决刑法学界关于无限防卫问题上的长期争论,对司法实践中假释的正确适用也有指导作用.     

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及其法律规制

家庭暴力犯罪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普遍、最复杂、冲突最激烈、同时也是最为隐蔽的一个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我国不仅缺乏规制家庭暴力犯罪的专门立法,而且现有的诸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处罚法>等这些相关法律条款对家庭暴力犯罪规定得也比较笼统、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为反家庭暴力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从而使得家庭暴力犯罪始终处于"超越我们的控制"状态之外.因此,应当制定打击、防范家庭暴力犯罪的综合性法律--<家庭暴力防治法>:设立"家庭暴力罪";规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引进外国的保护令制度.切实加强对处于暴力威胁状态下的妇女的保护;实施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使对受暴妇女的救济落到实处.     

女性“以暴抗暴”犯罪轻刑化之探究?

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的女性"以暴抗暴"犯罪,司法实践存在同案不同判、量刑畸重等问题。应针对此类犯罪的特殊性,量刑上予以轻刑化。在立法上将此类犯罪与普通暴力型犯罪区别对待。完善正当防卫制度和缓刑的适用条件。引入专家证词,以便客观的量刑;在司法上,出台相关的判例指导,规范量刑;妇联及社区基层组织的参与应常态化,配套的法律援助应制度化。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受虐女性的权益,实现法律的公正。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研究

鉴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适用无期徒刑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罚金刑；应修改累犯制度，一是延长累犯中的期限规定，二是注意适用从宽处罚规定，三是应设置前科消灭制度。     

论校园暴力犯罪的发生与预防

外侵型校园暴力犯罪,一方面遵循着暴力犯罪"压抑—诱发"的发生机制,另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压抑与诱发条件上呈现鲜明特征,应根据其犯罪原因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作为犯罪预防三大途径之一,情境预防通过构建预防情境,增加犯罪难度和犯罪成本,在预防该类犯罪方面,较传统司法预防与社会预防更具效率和可操作性。     

和谐社会与刑事立法

“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严罚化”和“国际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刑事立法动向。“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应在世界刑事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在刑法典中增设新的罪名,扩大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提高某些犯罪的法定刑。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与完善

就《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合理性、相关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以及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认为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老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对老年人犯罪给予从宽处罚,既符合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又顺应国际的立法趋势和潮流;既适应了当代刑法刑罚宽缓化和人道性的要求．又满足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浅议科学技术对法律的挑战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法律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法律调整范围、法律调整机制、同违法犯罪斗争手段和立法工作方式等方面,掀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为此,法律在创造社会环境、组织协调科技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鼓励科技发明及科技应用等方面,应拿出对策,迎接挑战.     

论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刑法保障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金融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面临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法律和监管方面的风险。我国应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尽快确立甄别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相关违法犯罪的刑法标准。从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两个方面、出罪标准和定罪标准两个层次上来设定互联网金融的刑法保障标准,出罪标准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定罪标准是行为同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保护互联网金融合法经营活动,宽宥对待其中的轻微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规范应首先考虑运用民商、行政等法律,只有在其难以有效发挥保障作用时,才需要刑法介入。     

谈谈打击和防范邪教活动的对策

邪教活动是一种反人类、反科学、反政府的极端行为 ,是社会的一大公害。要打击和防范并最终铲除邪教活动 ,首先要加速《反邪教法》的制定 ;其次 ,要依法取缔邪教组织和惩治邪教犯罪活动 ;第三 ,要建立常设性反邪教组织机构 ,做好日常的反邪教工作 ;第四 ,要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 ,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蔽而参加邪教活动的成员 ;最后要坚持标本兼治、以防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     

校园暴力的法律思考

校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笔者从法学角度对校园暴力的法理内涵进行界定,对校园暴力法律类型与法律责任进行了探讨,认为校园暴力可以分为行政、民事和刑事性质的三种校园暴力基本法律类型,行为人基于实施不同类型的校园暴力行为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校园暴力需要依法治理。因此,应加强防治校园暴力的专项立法;健全教育法律法规的人格权保护制度;完善校园暴力的行政法律救济途径。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财产犯的事后行为评价问题

关于事后行为的评价,日本有“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论与“共罚”的事后行为论的分歧,德国存在构成要件论与竞合论的对立。殊途同归,都旨在说明事后行为是否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意在解决前行为因为存在实体性的刑罚阻却事由或者诉讼法上的障碍时,能否以事后行为单独起诉、处罚。除事后销赃等个别情形外,通常应肯定事后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与前行为作为包括的一罪进行评价,因此,共罚的事后行为论及竞合论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汉律中“同居”及相关问题考订

通过张家山汉简和里耶户籍简等相关材料的补证可知:汉律中"同居"的构成要件是"同籍",它包括奴婢,不包括父母及妻子等最近层直系亲属。"同居"之间的互相举告,可预防和遏制犯罪的发生和发展;"同居"是决定当事人在爵位和代户继承上优先与否的关键因素。     

论我国期货犯罪的立法完善

期货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期货市场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期货犯罪也沉渣泛起。现行刑法对期货犯罪的规定只是简单地用证券犯罪的条文来套用,致使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不分、期货行政法律法规与刑法之间不协调、期货犯罪分子量刑畸重等弊病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刑法对日益多样的期货犯罪打击力度,因此,我国期货犯罪立法尚需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减轻处罚若干问题研究

减轻处罚包括刑种和刑期的减轻,减轻处罚的对象应当涵括附加刑,但应依法适用。对于数罪的情况,应分别对所犯数罪予以减轻处罚,然后再行合并处罚;对于减轻情节的科学量化以及主刑如何减至附加刑等,均应在立法中作出明文规定。     

法治视野下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探索——以反恐法草案为例展开分析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理应纳入法治框架之内进行探讨;法治是权衡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艺术,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需要权衡好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维持自由与秩序“各占一半”的均衡式法治思维忽视了打击恐怖犯罪的阶段性特征,故不可取.而权衡式法治思维照应到反恐的阶段性特征,值得倡导.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有遵循宪法原则、秩序维持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科学性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整体显现出“厉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特点,其依赖权力强行维持秩序的极端观念与法治理念相悖,亟需运用权衡式法治思维予以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