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抗日文艺运动发展的几个阶段

桂林抗日文艺活动,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高——低——高的三个阶段,这就是前期的文艺运动形成高涨局面,中期的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后期的文艺高潮的再度兴起。前后将近六年时间。划清桂林抗日文艺运动的三个时期,对于我们把握战时桂林文艺的内容和特征,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关于三个时期的起止,我取以下事件标定: 前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的武汉、广州失守,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 中期一九四一年三月《救亡日报》停刊之后,一九四二年一     

演出儿童剧的一段回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在香港主编的《新儿童半月刊》被迫停刊。1942年春天,我们杂志社的同人和社长曾昭森共四个人,撤退到桂林筹备复刊。到了桂林,我看到救亡戏剧运动蓬勃发展,觉得应该提倡一下演儿童剧,便想把原来刊登在《新儿童半月刊》上我写的两个儿童剧本拿来上演。一个是《中国小主人》,写的是一个地下游击队的儿子的故事;另一个是《国庆日的礼物》,是写两个爱国的小孩子的。那时我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桂林对我一切都是陌生的。要上演儿童剧,除了心头一     

桂林文化城思忆

八年抗战,我至少有五年多的时间在广西工作,其中又以在桂林的时间最长,经历了桂林文化城前后各个时期,直至沦陷前夕才最后撤离广西。当时我在桂林《救亡日报》工作,以后又一直参加“桂林文协”活动,现在虽已相隔四十余年,不少往事记忆犹新,老战友的音容也难以忘却,而他们有不少已早逝了。广西为了搜集“桂林文化城”的史料,多次来人来函促写回忆文章,盛情难却,至今才写了一些断简零篇,都是个人经历而已,而且记忆不尽准确,必有不少记误,还请知者校正。桂林: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两年间我是1938年冬从江西的南浔前线下来,几经周折才辗转来到桂林的。这时候,小小的桂林突然臃肿起来,挤满了从武汉和广州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好象犯了消化不良的顽疾,市面一片战乱景象。广州《救亡日报》虽已撤来桂但仍未复刊,我寄居在丽泽门外老同学的家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新解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自龚维英在1984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三户"新释》以来,鲁歌发表《三户"与"三闾"》(《光明日报》1984.11.28),张国光发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解》(《江汉论坛》1985年第2期),均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现在,我不揣浅陋,也献一孔之得.请方家读者指正.我以为,"三户"指陈胜、项羽和刘邦.秦统一中国后,始皇为巩固统一虽然干过一些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但他的横征暴敛、急法苛刑使各阶级、各等级的人都感到恐惧、窒息.特别是在统一战争中,秦对山     

李敖其人的另一面

2004年7月23日,前《文星》月刊老板萧孟能在上海去世。李敖于第一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做出反应:“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当年一起在‘文星’拼,一起在‘文星’奋斗,直到《文星》杂志被蒋介石下令关闭,直到‘文星书店’也被蒋介石下令关闭……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一段言论自由     

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精神

六十年前,即在1919年,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此后有一些人将《资本论》的某些篇章在我国翻译出版。至于《资本论》全书,则是在1939年秋经郭大力、王亚南两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将其翻译后由“读书生活书店”出版。《资本论》在我国的翻译出版,使我国人民获得了全面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机会,同时,对我国经济科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资本论》不仅能在经济理论上指导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兴起、建成的客观历史进程;同时还能指导我们在思想上、学风上和生活上进行正确的     

关于《香港的受难》画展

我是1942年2月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到达桂林的。同行的有夏衍、金仲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十六人。他们都先后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进了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艺术馆当研究员。当时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很多,记得新波和特伟比我先到桂林。而叶浅予,戴爱莲在后,但叶浅予不久就去了重庆。所以在我们发起搞画展时,他没有参加。经过紧张筹备之后,《香港的受难》画展,于1942年12月在桂林举行。参加者有盛此君、新波、杨秋人、温涛、郁风、特伟等六人。《广西日报》还为此画展发表了孟超、华嘉、韩北屏写的评价文章和开幕消息。接着又于1943年在重庆举行,并增     

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

官吏的俸料钱是唐代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项目。关于其来源,阎守诚同志在《唐代官吏的俸料钱》(见《晋阳学刊》八二年第二期)一文中,认为主要有公(厂解)本钱、户税、青苗钱等几项。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然而有些论点似乎值得商榷。关于以户税充官俸的年代。阎守诚同志认为“仪凤三年(678)诏书,应为户税用于官俸的最早文字材料。”我认为唐代以户税充官俸的年代上限当为乾封元年(666)而非仪凤三年。《通典》卷三十七《禄秩》载:     

关于《随军西行见闻录》的通行版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1937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8年在中国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出版单行本,书名为《随军西征记》。三四十年代及以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版本,详见吴忠才等《陈云与〈随军西行见闻录〉》(载《陈云和他的事业》下,中央文献出版     

一部开创性的力作——在《桂林抗战文学史》研讨会上发言要点

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三位中青年学者撰写的《桂林抗战文学史》是一本好书,是一部开创性的力作.好在哪里?好在它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出色地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好在它为文学史的研究创造了新的经验;好在它为我们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部好教材.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开展文学理论的研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繁荣出版事业等方面,都是值得予以大力宣传的.我认为《桂林抗战文学史》这本书有三个显著特点:     

《华岗传》序言

<正> 我跟华岗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但在年龄上他比我大十来岁。我和他接触较多是解放战争中在香港那一段时期。当时我在香港担任党办的《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华岗是《群众周刊》的创办人之一,我们要他写稿,记得他用林石父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同时他又参加中共香港工委的工作。香港工委是直接受党中央领导的,他除担任工委的工作之外,还进行研究工作,写了好几本书。那时在香港出版书并不容易,特别是革命的书。香港有个“海燕书店”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他要我给他出些主意,我给他订了个出书计划。“海燕书店”本是专出文艺书籍的,我建议也可以出些广大青年需要的社会科学书籍,这样我就介绍“海燕”的经理去认识华岗。我告诉他,华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著作很多。后来华岗的好几本书都是在“海燕”出版的。解放后我只在北京见到华岗一次,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我们相见甚欢。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     

也谈《三国志·夫余传》中的“名下户”

读了顾铭学同志《魏志夫余传中的三个费解句》(载《学术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之后,很受启发。也想就其中的“名下户”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三国志·夫余传》中“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是一句前后连贯的完整的话。中华书局标点本以句号结句非常妥当。其中的“名下户”是一个词组,它是由“名下”和“户”两部分组成,     

从比较看不同——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的失误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的一本反映华北农村土地改革处于初期阶段生活的长篇小说。1948年6月脱稿于河北正定联合大学,9月由东北光华书店初版发行,1949年即被译为俄文,在苏联《矿工小说报》和《旗帜》杂志上连载,同年,苏联莫斯科外     

如何突出城市年鉴特色——《桂林年鉴》编纂工作之尝试

桂林市是闻名世界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1998年桂林地市合并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政府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编纂《桂林年鉴》，这是新世纪赋予我们的光荣历史使命，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文化桂林的迫切要求，也是全市48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编纂出版《桂林年鉴》，旨在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广大读者了解市情提供资料，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争取外商投资建设桂林提供帮助，从而达到为桂林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服好务的目的。为此，桂林市志办始终把编写（《桂林年鉴》作为修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抓不懈。从1985年至今已经连续出版11卷。其中1985年至1995年为5年一卷，自1996年以后每年一卷。《桂林年鉴》力求在客观反映桂林基本面貌、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的同时，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重视图文并重、相得益彰。多年来，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通过对年鉴框架结构、资料收录、编辑方法、装帧设计等进行一系列的综合改革和创新，使年鉴的“全、新、精、特、鉴、便”六大特点更加突出，综合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愈来愈大，赢得多方肯定和赞誉。（《桂林年鉴》2004年卷荣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综合奖特等奖和中国版协颁发的首届“中国年鉴奖”暨“第三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综合奖一等奖。中国方志出版社如是评价《桂林年鉴》：“内容广博，信息密集，为社会各界和海内外人士了解和熟悉桂林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信息，为续修地方志积累了资料。编纂主旨明确，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文字流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桂林抗战文艺辞典》评介

桂林抗战文化,是抗日战争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在广西贯彻执行的成功。为了很好地搜集、整理这一时期的文艺特点,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经过10年的奔波忙碌,艰苦耕耘,在有关单位和人士的支持下,终于在出版了《桂林文化城纪事》、《桂林文化城概况》、《文艺期刊索引》、《西南剧展》、《欧阳予债与戏剧改革》等几大本史料专辑的基础上,于1989年4月又推出了一本厚重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以下简称《辞典》)。《辞     

桂林山水诗审美漫笔——读郭沫若、矛盾、田汉的桂林山水诗

翻检桂林抗日时期的文学史料,读得郭沫若、茅盾和田汉等革命前辈吟咏桂林山水的诗篇,有些感想,漫笔写来,分三题如下:重游旧地更深情「郭沫若同志(1892一1978)在回忆自己抗日时期斗争生活的《洪波曲》一书中,有《舟游阳朔》一节,记述他到了桂林后,游览漓江的情景。书中写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     

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

1937年,我写过一篇《甲骨文材料之统计》,登在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13期,转载在开明书店出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月报》第1卷第5期。1944年,我在成都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又写过一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这书在后方印数不多,但后来在台湾、香港都有翻印。解放后,很兴奋,1951年根据新的情况,我又写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几年之间,一连印了3版。     

《桂胜桂故》:桂林人创编的第一部旅游著述--桂林古代旅游文献述评之四

刊行于明代的《桂胜 桂故》在桂林古代旅游文献中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尤其值得关注。随着时光的流逝,它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开创性意义就愈加显现。它和前面介绍的《桂林风土记》《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诸书的显著不同之处有三:《桂胜 桂     

简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桂林抗战文艺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收入桂林抗战时期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人物、作品、论著、报刊、社团、文艺活动的条目1900多条,全书65万字,是研究抗战文艺不可缺少的工具书。早在1980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就组织了一批研究人员收集整理桂林抗战文艺资料,先后出版了《桂林文化城纪事》、《桂林文化城概况》、《文艺期刊索引》、《西南剧展》、《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等研究资料专集,为编撰《辞典》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可见,《辞典》是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     

抗日时期周钢鸣在文艺理论上的建树

周钢鸣同志于1909年出生在我国南方边远山区广西罗城县.青少年时生活在一个封闭落后的山村里,很少呼吸到新的文化气息.年青的周钢鸣于闭塞的山区生活,渴望了解山外的世界,在时代风云召唤下,15岁便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战争.后来到了上海,于1933年2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两年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文艺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救亡日报》社于1938年10月,迁来桂林.曾先后任《救亡日报》记者兼采访主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指导员以及我地下党外省支部书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人间世》杂志主编.他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始终紧握手中的笔,以笔作刀枪,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是在桂林度过的,期间只在皖南事变后短期离开过.他除撰写新闻报道、文艺作品之外,还结合当时的文艺运动写下大量的文艺理论(含文艺评论),当时曾结集出版过《论文艺创作》一书.他的这些文艺论著大多数写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与《讲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