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集体协商影响就业的广度和深度分析

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因其工资效应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被认为“流于形式”或“效果不佳”。实际上，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工资上，还体现在就业等方面。文章系统估计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这一系统估计显示，现阶段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具有“不显著或不一致”的工资效应以及显著的就业效应。这一结果不同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得出的实证结论。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存在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等机制。如何在既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安排下激发企业应对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稳定和促进就业，是劳资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准政府身份: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的“罪与罚”?——基于浙江温岭的个案研究

集体协商是劳资双方重要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西方集体协商中工会保持独立性的做法不同,在中国的行业工会与行业协会力量不对等、行业工会缺乏自组织传统和资源、企业主对组建行业工会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有抵触等情况下,以"准政府"身份出现的地方总工会,恰恰是工资集体协商得以产生和成功推广的关键性政治资源。浙江温岭市工资集体协商的个案研究不仅印证了上述判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国家法团主义规范下政府"在场"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逻辑。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

处理和协调劳资关系,消解群体性劳资事件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衡,需要我国政府根据劳动关系转型的客观情况,构建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当前集体劳动关系劳方主体权利缺失、集体合同形式化严重、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缺乏程序性规则以及政府在协调处理中的角色错位等状况下,建立以"劳工三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关系主体的权利制度、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规范体系和完善"三方协商机制"预防劳资矛盾是应对之策。     

论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以青海省为样本

集体协商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都有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地区、行业之不同,其亦呈现出共性和个性之规律。为此,本文以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为观察视角,总结集体协商运行之特点、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法律完善的对策,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     

工资集体协商形成机理及效果比较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可以分为供给主导型和需求诱致型,前者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后者为自下而上产生的。供给主导型工资集体协商由于缺乏劳资的自主参与尤其劳方的参与,效果甚微;需求诱致型的工资集体协商(或谈判)是市场自发产生的,经过各方力量博弈形成的,实效显著,有的还形成了持续的劳资协商机制,实现制度变迁。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在供给主导型中要过渡到劳资自治;需求诱致型中要避免劳资破裂,尽快建立有序的、可持续的协商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用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集体协商的形成机制并对其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集体协商的生长路径。     

集体协商谈判的经济学分析

集体协商谈判是劳资双方确定和取得合约的主要方式.本文旨在说明集体协商谈判是劳资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就双方的效用进行谈判,调整并确定双方的均衡效用,使双方的效用动态化和最大化的一种有效交易方式,是交易双方取得合约的一种方式;是企业内部调节劳资分配和就业的交易行为,是一种以"双赢"为目的的理性交易.同时,集体协商谈判也是一种有效的分配机制,其目的在于激励劳资双方提高效率,并弥补价格机制的缺陷.     

德国集体谈判对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启示

德国独特的集体谈判模式,尤其是行业层面的劳资谈判模式对稳定劳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有了基本的构建,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德国模式为视角,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与内容、发挥行业性三方协商机制、健全工资协商等配套法规等措施.     

基于行业集体谈判的合作型劳动关系构建研究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劳资关系、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是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与西方以行业层面为主推行集体谈判制度不同,我国集体谈判主要是在企业层面开展的,因而在推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劳方谈判主体不健全、实力弱、缺乏谈判技能等问题。鉴于此,提高集体谈判的级别、上升到行业层次开展集体谈判是发挥集体谈判效能的必然选择。基于对我国行业集体谈判成功模式的分析,为促进我国行业集体谈判的进一步发展,应从明确政府在集体谈判中的角色、培育和确定行业集体谈判主体、加强对谈判过程履行的内外约束等方面着手。     

工业化国家的工会与集体谈判制度的多样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正面临从个别到集体的转型,需要再次进行集体劳动关系的制度创新。本文区别了两类工业化国家,即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协作市场经济国家,从工会制度、集体谈判制度这两个方面,说明了集体劳动关系制度的多样性,揭示了中国集体劳动关系制度创新的多种选择。     

关于协商民主的若干认识问题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实质上是民主的两个基本环节。说二者是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其实是指:它们是居于民主两个基本环节地位上的"两种基本形式"。协商民主一定要有协商,但协商决不等于协商民主。这意味着协商民主是有条件的:协商的开放性、平等性、理性化和制度化等。协商民主适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形式上,协商民主可以是政府、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两两之间或各自内部的协商,也可以分为听证式、座谈式、公共论坛式、提案式、电视或网络公开对话式等多种协商;内容上,凡法律未予明确规定的或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公共事务,都可以运用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应当成为政府决策的制度化程序。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浙江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例

当前,劳资纠纷的大量涌现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和相互之间的调适合作,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经验证明,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创新不能从外部强加,而应符合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在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供给实现之后,各相关主体要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相互协调与合作,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在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领域,政府应该为工会组织、企业主或企业家协会以及普通职工在劳资关系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受各方普遍认可的劳资关系治理长效机制。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历史与文本的考察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都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同属政治协商,关系紧密。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是有区别的高度关联,两者的内容有着高度交集。从参与政治协商的主体来看,政协协商的协商主体较之政党协商的主体更广泛;从政治协商的形式来看,两者有原则规定和规范化的区别。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高度关联是通过执政党相关文件的规定和人员的双重任职实现的。应通过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这两种协商的高度关联,带动各种协商渠道的拓宽,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集体谈判制度研究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我国的劳动关系正在迅速市场化和国际化,而劳动关系变化同时受到利益的支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劳动者以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和劳动条件最优化为目的。这种利益权利上的区别决定了双方必然会存在分歧,而集体谈判协商作为一种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能够使双方在平等和谐的氛围下,就双方的利益分歧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共识。但我国集体谈判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基于此,完善集体谈判的对策是:在法律制度上即包括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加大对集体谈判制度的重视;解决工会代表性差的问题,通过基层工会直选推动工会民主化、群众化建设;杜绝集体合同内容空洞、程序简化、重签订轻履行的现象;提高雇主和劳动者个人的集体谈判意识,增强企业内部沟通,提高民主参与管理的能力,完善双方对话协商的机制。     

信息时代数字协商民主的重塑

信息化时代,协商民主不再是传统协商民主的独奏,而是传统协商与数字协商的协奏。在信息时代,数字化与协商民主两种浪潮汇合形成数字协商民主。数字协商民主正从四个方向重塑协商民主:协商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协商主体关系的均衡化、协商信息的数据化与综合化以及数字协商形式的多元化。基于数字语言所建构的数字协商打破了传统协商场域的时空限制,促进实现了协商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将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转化为广泛平等的协商实践,充分彰显了大数据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     

集体林权转移过程的经验研究——协商机制的私人治理分析

当前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过程,也是集体林权结构逐步转变为私人林权结构的治理过程。其核心需要建立林权转移的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机制。在私人治理的过程中,既包括有权迫使他人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集体林权协商转让的过程表明：缔约过程中一些极为重要的特性,需要我们关注制度环境、治理结构和行动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了解制度的约束作用和使动作用。     

中西方协商民主同构异质的学理分析

协商民主作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新型民主形态,自20世纪中期起,在中西方国家都有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思考。但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制度基础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协商民主在中西方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本质性的区别。在比较视域下,从学理上深入剖析中西方协商民主起源上的路径差异、机理上的异曲同工、价值上的交流互鉴和本质上的同构异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实现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上的追根溯源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有利于全面厘清中西方协商民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科学认知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自觉增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论转型期自下而上式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基于深圳先端的个案分析

近几年来华南地区多个企业因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进而发生停工事件。虽然集体协商是国家解决工资增长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协商多自上而下推动,流于形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口结构以及劳动者主体结构变化,工作场所产业关系变化,自下而上由劳资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可能。深圳先端企业工会代表性增强,使其能真正代表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在资方理解和尊重下,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劳资共识和制度选择。工资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问题,避免可能的停工事件,而且推动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生产效率提升。     

集体劳权保障与劳资博弈机制完善

集体劳权在国际人权系统中属于工具性、辅助性权利,须通过国内法转化为实体性权利。通过劳动权利主体的法律行为和社会行动,以集体协商、劳资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劳资博弈机制得以健全和优化。集体劳权与劳资博弈机制具有共生共进、互相补强的可能性,二者均为实现实质正义的程序性手段。劳资博弈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利益协调机制,其功能是其他调整方式所不可替代的。我国目前存在集体劳权不明晰、劳资博弈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强化集体劳权保障,健全相关机制。     

中国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与特征研究

近期爆发的劳资群体性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劳资利益的博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劳资利益冲突表现形式.利益争议已呈逐步上升趋势.承认和尊重劳动者的多元化利益,是我们缓解和解决劳资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前提.劳资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博弈.在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当中,劳动者提出利益诉求大多是合理、合法的,在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劳动者追求的不再局限于实体权利,而是更多的利益诉求,劳资双方因这些利益分歧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当前劳资群体性事件有六个主要特征,分别为集中爆发趋势、事件发生具有突发性、引发原因多元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劳资对抗程度暴力化、工人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等.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应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集体协商工作、完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四个层面.     

论埃尔斯特的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对中国的镜鉴意义

埃尔斯特有关协商民主的思想有一定的原创性。他从理性选择、参与式民主、话语政治等视角出发,认为协商民主并非一个完备的民主模式,而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方式;民主与协商并非相互依存,即协商不是任何决策都必须要有的前置阶段,而着重要看具体的协商背景。埃尔斯特对协商民主的内涵、渊源、方法、条件（协商背景）的深刻洞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