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晚唐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问题——晚唐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文章主要探讨晚唐社会政治博弈整体系统中的一个侧面即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问题。晚唐方镇问题源于盛唐中唐,它由安史之乱引发但也是中央皇权主动调整统治方式的一种举措。文章把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的行为归纳为4种形式并从程度上逐一进行了分析。认为晚唐方镇问题在形式上与盛唐中唐相同但程度较轻。文中还研究了方镇之所以能够坐大及与中央博弈的原因是节度使权力（尤其军权财权和人事权）过度膨胀和少受制约。言及节度使人事权时,又重点探讨了晚唐文人与方镇及节度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学界关于晚唐方镇问题的不同观点也做了辨析。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北宋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

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历史上藩镇割据之教训,采纳了重臣赵普提出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想尽办法削弱地方官僚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北宋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通过解除地方节度使兵权、整顿禁军的方式限制地方官僚的兵权;通过文官知州、朝官知县、设置通判的手段来分割地方官僚的行政权;通过统一货币、推行禁榷制度和设置转运使的手段来收回地方官僚的财政权。北宋中央从兵权、行政权和财政权三方面来制约地方官僚权力,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中央对地方官僚权力的制约机制,有效防止了地方藩镇官僚乱权现象的发生,改变了唐末五代"节镇太强、君弱臣强"的政治局面,完成了北宋初期加强中央集权之政治目的。     

试论■德宗施政方略

<正> 唐德宗李适(742——805),代宗长子,公元779年,继位皇帝,805年病死,在位26年,是安史之乱以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继位面临的仍然是藩镇割据问题.当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幽州户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淄青节度使李正已、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互相勾结,割据一方,父死子继,“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位厚薄,由其增损”.唐德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裁抑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从而使唐王朝能够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继续保持其中央集权达一百多年之久.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大都认为德宗“姑息”藩镇,是一个昏君.本文试图根据当时的历史条     

“坐而为使”:唐代地方监察制度变迁中的采访处置使研究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采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道级监察长官,多以三品、有御史经历者充任,无固定任期。在监察地方的同时,采访使也有部分地方事权。朝廷通过对采访使权力的制度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察权与地方权力、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实现了君主中央集权的强化。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建立起一整套以节度使为核心的战时军事管理体制,采访使一职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肃宗出于约束方镇扩张、强化中央控制的考虑,于乾元元年停废采访使。采访使制度的创立、发展与终结和唐代政治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Jie Du Shi Categories and Their Transition in Song Tai Zu's Period

宋太祖一朝,节度使作为以往的旧制得以延续,不过在厉行中央集权方针政策的不断推动下,节度使群体逐渐分化为多种类别,与中央的关系亲疏不同,彼此的利益也存在差异.其中开国功臣背景者受到礼遇,积极效忠的宿将一度得到笼络,新兴战功出身与潜邸、外戚出身者得到重用,其余的老藩镇则被视为异己力量而受到打压、撤销,此外的降臣等类别者仅属于形式上的点缀.随着各种削藩制度的推行,当时的节度使在分化中进而由实职向虚职过渡、转型,逐渐脱离了与地方的关系,“藩镇割据”的现象遂开始淡出历史的舞台.     

吐蕃节度使考述

吐蕃为了对唐与周边部族作战,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唐蕃冲突地区设置了五道节度大使,专事该地区的军事、民政及对唐及周边部族的外交等事务.吐蕃五道节度大使的前后名称及其内部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改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吐蕃东鄙五道节度使",下设五"道"节度使,诸"道"节度使下,又设若干小节度使.该制度为吐蕃在唐蕃冲突中取得优势起了积极作用.     

入觐与否：唐代节度使的朝觐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政权中,地方长官入京朝觐天子,具有申明君臣之义的重要政治意义。具体到唐代,地方长官的朝觐行为在唐前期由州郡代表朝集使承担,安史之乱以后则由藩镇长官节度使承担。与朝集使不同,唐代节度使的朝觐并无明确制度规定,但“拜章请觐”是被大部分节度使遵守的一种政治规则。唐代节度使会出于罢职归朝、入朝为官、军功受赏、躲避祸乱、入京述职等原因请求朝觐。随着唐代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此消彼长,节度使的朝觐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特征：唐肃宗至唐德宗时期表现为“不敢往,亦不敢叛”;唐宪宗至黄巢起义之前表现为“中外践更,出入跌用”;黄巢起义以后则表现为“称兵入朝,不由奏请”。唐代节度使的朝觐在这一过程中由恭顺之意异化为悖逆之举。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中国国家权力垂直配置新论——基于国家结构形式的视角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的制度,被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予以探讨,并将中国具体的国家结构形式定性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然而,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原理上考察,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东盟国家越南类似,中国(除台湾地区外)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规则除了以分权(decentralization)为前提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这一具备国际社会地方自治特征的制度设计外,由于传统注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观念影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性质的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无论是中央与一般行政区域,还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存在单一、连贯的垂直权力配置逻辑。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权力法治化面临无解困局。     

清末武举制度废除与地方督抚的关系

清朝末年,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地方督抚的权力开始膨胀,打破了清初的绝对皇帝权威,他们开始对旧有的武举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举的存废问题上与清朝中央势力展开三个阶段的争夺:其一,督抚上奏,谨慎处理;其二,危机重重,有效采纳;其三,困境革新,废除武举。最终,清政府在地方督抚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武举制度。     

论"二次革命"时期的中央使职制度

"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为建立中央"强有力政府",以北洋武力为后盾,以中央使职为形式,发动了对以南方革命党人为都督的地方实力派的全面进攻。最终完成袁氏北洋派军事势力对南方重要省区的战略控制,实现了对非袁派都督的更换。同时,随着北洋将领的普遍都督化,加速了省级以都督为本位的军政体制的形成。     

“建中之乱”始末与德宗朝初年若干藩镇问题

唐德宗即位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发动了针对魏博、成德、淄青和山南东道四镇的讨伐战争。这场旨在扫平割据藩镇的军事行动,前后绵延七年之久,涉及唐朝东北、西北、中原及西南的诸多藩镇,导致了两次叛乱性质的兵变和皇帝的两次出奔,史称"建中之乱",亦称"四镇之乱"。"建中之乱"历来被描述成为一场一无所获的冒进军事行动,其实不然。本文将叙述这场武装冲突的始末,探讨其如何促使唐中央政府和原先割据的河朔三镇重新进行力量对比,并且附带性地促使皇家嫡系部队神策军的崛起及解决唐王朝的痼疾朔方军问题,重新形成安史之乱之后四方藩镇相互制衡、藩镇林立而中央政府屹立不倒的新格局。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东三省巡阅使职能探析

东三省巡阅使是一战期间为了筹办欧战事务,会同吉黑两省督军统一节制调遣东三省军队而设置.张作霖在任该职期间与其兼任的奉天督军职务及蒙疆经略使职务结合,对当时东北地方政治体制和中央政治体制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加剧并初步实现了东北区域军政一体化;另一方面,东三省巡阅与直鲁豫巡阅使等使职将军阀政治由"督军团"集体干政形式推向"军事寡头"干政形式.为直皖战争后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与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由联合控政走向派系独裁政治埋下了体制隐患.     

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 ,著作如林 ,雕椠兴盛 ,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的宗室政策是造成宗藩图书事业发达的基本原因 ,也决定了其发展的特点。宗藩图书事业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