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投入比较

本文回顾了已有测算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几种方法,并指出累计成本法测算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存量法测算了人力资本存量而收入差异法则测算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投入。本文着重分析了三个指标的区别与联系。认为在进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绩效和基于人力资本的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时,能够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选择适当的测算方法尤其重要。     

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测算：概念、方法与应用

众多经济理论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却存在颇多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将人力资本中包含的存量与质量概念予以区分。文章从人力资本的内涵及其经济价值角度对比分析了成本法、收入法和指标法等测算方法的理论依据和估算思想，并基于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运用LIHK劳动力收入法对我国各个省份的人力资本质量进行测算，以验证测算方法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人力资本价值估算结果的巨大差异表明人力资本价值计量非常复杂,研究方法和技术远未成熟。本文在分析未来收益法和累计成本法的基础上,利用人力资本价值与收入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了估算模型,以此估算了1995-2010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并对中国人力资本作用以及效益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基于贝叶斯SDM模型的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收敛性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区域间贫富差距也日渐加大,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否收敛进行检验并探究其影响原因十分必要。基于一个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根据中国31个省市的1987—2013年数据,利用SDM模型和贝叶斯MCMC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城镇居民收入的收敛性问题,结果发现: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且在1987—2008年为发散、在2008—2013年以及1987—2013年为存在β收敛的变化趋势;物质资本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β收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本对其具有反向促进作用,增加物质资本投入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二者的不匹配可能是导致中国收入增长差距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收益估算

人力资本的社会收益是各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发展战略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但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触摸性、投资和收益的长期性,及其数据支撑的缺乏性,我国并未对此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本文从人力资本价值估算的成本法和收入法寻找到新的数据来源支撑人力资本社会收益估算,并将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结合,修正了内部收益率法,提出了"差分回报"计算人力资本社会收益的方法。估算了1995-2009年全国及代表性省份的人力资本收益总额及其收益率水平。结果表明,15年来全国及各省份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额只有小幅增长,而收益率则呈下降趋势,全国及代表省份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额与GDP之比的下降幅度更为显著。     

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0引言人力资本易于定义却难以计量。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不可触摸的,其存量不能直接得到,所有的存量估计都是间接的、有偏的。常用的估计方法有成本法、收入法和教育指标法等三种。我国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仅限于教育指标法。但是,正如wobmann(2003)所述①[1],基于教育代表指标的研     

对偶法核算全要素生产率

 在Griliches、Jorgenson（1967）和Hsieh（1999,2002）的基础上,结合卢卡斯（1988）的人力资本模型发展了一种基于人力资本的对偶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为研究对象,同时运用对偶法和传统测度方法测度上海市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了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更多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投入要素的变动,同时发现两种方法测度结果差异显著。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差异来源于直接资本价格与间接资本价格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不一致性。通过对两种方法的适用性进行讨论,可以认为对偶法是传统测度方法一种有益的补充。     

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估算：基于收入方法

人力资本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分析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然而,人力资本易于定义却难以计量。文章结合中国实际,对收入法进行修正和简化,估算出了中国1952~2003年以货币计量的人力资本存量数据,并将之与物质资本、GDP等进行比较。     

新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半对数模型回归结果,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两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第一,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及收入差距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受人力资本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很小;第二,人力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作用方式不同,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更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     

八大综合经济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测度、差距分解及时空演变

文章使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八大综合经济区2003—2018年的人力资本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探究人力资本的差异来源、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都呈上升趋势，健康资本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教育资本和文化资本；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整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存在显著的极化特征，大多数地区由多极化向单极化过渡。     

基于突变级数模型的长江经济带50座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测度与分析

系统评价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有助于深入把握长江经济带的创新能力格局。基于此,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模型对上海等50座骨干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分析。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可将50座城市划分为领先城市、核心城市、重要城市、节点城市与一般城市5个层次。从空间视角观察,江浙沪地区呈现以上海为引领的"多极均衡"空间模式,其余省份呈现以各自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单极突进"空间模式。一级指标方面,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科技创新载体指标呈现高度分化特征,均倾向于向省会、直辖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集聚。在科技创新绩效方面各城市之间表现相对均衡,一些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城市,由于其产出的边际值较大而获得较为良好的创新绩效。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还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都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Porter 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Jacobs外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Porter外部性对人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因“虹吸效应”而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研究,对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加快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中国城市住宅资本存量及资本回报率的估算

基于永续盘存法,本文创新性地估算了1997-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住宅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细致讨论了城市层面住宅资本存量的基本特征,并估计了住宅资本的回报率。估算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城市来看,住宅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GDP的年均涨幅。第二,各地区和各分线城市的人均住宅资本存量均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和二线城市的人均住宅资本存量增速更为迅猛。第三,近年来,除一线城市的住宅资本回报率有所上升以外,其他地区的住宅资本回报率均表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即住宅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但分地区、分线城市住宅资本回报率的变化呈现收敛特征。综上,应该警惕住宅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可能对投资效率带来的负面影响。     

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样本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异质性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关系,并结合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知识经济理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名义工资和技能溢价水平;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后,补偿效应会部分抵消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弱化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水平。进一步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通过比较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群分效应的存在。研究结果对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1996-2009年中国城市固定资本存量估算

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外文献和我国实际的基础上确定了永续盘存法所依赖的四个关键参数-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周期、固定资产价格加权指数、加权折旧年限和初始资本存量,根据各城市行政区变化调整了统计数据,估算了1996-200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等级城市资本存量。根据不同折旧年限计算得到的两组资本存量序列数据可以作为我国城市资本存量数据的上下限。通过比较本文与文献中资本-产出比和估计生产函数可确认本文估算的资本存量数据是比较可靠的。本文估计的城市资本存量数据为后续应用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数据基础。     

中国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及其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逐年上升,其增长速度快于消费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城乡间人力资本投资仍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人力资本投资有着较高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能源产业繁荣能够驱动能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吗？——以东北地区为例

运用“资源诅咒”学说,以东北地区11个地级能源型城市为代表性研究样本,利用1997-2006年的整体及分时期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能源产业繁荣与能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效应及其动态演变情况进行实证考察。结果显示：能源产业繁荣对东北地区能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限制性影响,资源诅咒效应存在;但在2000年之前这种“诅咒”效应尚未明显出现,而在2000年后的能源产业繁荣期却凸显出来;对能源产业的过度依赖、制造业发展乏力、投资环境欠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科技进步能力偏弱等因素,均是导致资源诅咒效应发生的原因。     

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驱动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从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相结合的视角探讨多中心城市网络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影响,并以长江经济带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典型区域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全域城市网络多中心程度与其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经典生产要素后,非中心城市通过嵌入多中心城市网络过程中相对节点中心度的提升,缩小了其与中心城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影响,并且整体上通过中小城市获得节点集聚增长效应、中等城市发挥正向溢出效应以及节点中心大城市突破地理近邻的长波辐射效应的叠加互锁来实现;加快区域要素流动集散、促进区域产业竞合协作,是多中心城市网络驱动区域板块融合互动和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作用机制,而地理邻近城市间因节点中心度提升在制造业发展等方面展开的过度竞争,则不利于区域地域功能的整合提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长江经济带等区域范围内应统筹推进中心城市与城市网络建设,培育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以更加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民间资本参与是否增进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绩效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2002－2009年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民间资本参与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民间资本参与度的变化当期显著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绩效的改进,但其长期效应并不显著;不同地区产生了迥异的效应：东部地区的民间资本参与度变化仅在当期对城市基础设施绩效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而中西部地区相应效应却仅存在于滞后期;国内民间资本参与显著增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绩效,而国际资本参与的相应效应却并不显著。     

基于内外源分解的R&D驱动型经济增长协同因素研究

依据研发投入到经济增长的两阶段性,在综合性实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添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性资本溢出因素,且将数据结构面板化,深入挖掘R&D驱动型经济增长协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同时,将影响因子依据空间距离衰减原则进行内外源分解,分别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本土直接推动效应和跨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研发投入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影响创新系统的诸要素对于R&D驱动型经济增长作用明显;内源性FDI正向促进经济增长,但外源性FDI未能发挥显著作用;邻近城市的外源性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会阻碍本地城市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