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明道的"忠孝"思想及形成原因初探

本文主要对宋元时期净明道的"忠孝"思想及形成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南宋净明道"忠孝"思想的特色,主要表现为重"忠孝"伦理行为规范的实际践履;并将之作为修道的重要门径,认为践履"忠孝"等伦理规范的目的在于通过此而"凝神"、"聚气"最后"成仙".而元代净明道在倡导教徒真践实履"忠孝"的同时,更进一步地看重其心中的忠孝观念的培养,并提出了"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的观点.这较之南宋时期,其"忠孝"思想的内涵又有了丰富和发展.本文认为,宋元净明道"忠孝"思想的形成,是宋元那个特定时代以及道教教义思想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宋学"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认知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的科学观念是和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现代科学与"汉学"或"考据学"的继承关系.任鸿隽的事例表明,"宋学"对于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年受到的士大夫训练一方面为他提供了批评"传统"的武器,另一方面也使其常以"明道"的心态理解作为"科学精神"的"求真".任氏宣称科学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根本还在"精神",努力把科学向更为超越也更为通达的方向提升;同时又强调科学不过是"常识训练",离不开"日用事物之间",这都使得他笔下的科学更近乎"道".     

简论对"《晋书》取材于小说"的争议

历代学者对"<晋书>取材小说"这一史学现象的争议,表现为三大派别:一,以唐代学者刘知几为代表的否定派;二,以清代学者赵翼为代表的通达派;三,以晚清学者章太炎为代表的肯定派.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不但肯定<晋书>取材于六朝小说的史学价值,更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史学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促进了多学科研究的融会贯通.对这种史学现象的梳理,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文、史观念的发展演变.     

试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

顾颉刚"层累说"不仅带给中国古史学"革命性"的转化,而且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史学观念、治学态度和理念、治史方法和取向等诸多层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论韩碑中的“文”与“道”

韩愈自觉地把碑志文创作纳入到古文运动中,为其"明道"服务.其碑志文既兼实用与文学之美,又鲜明地体现出"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融合.这不仅铸就了韩碑的文学化、经典化,也使其"文以明道"理论更趋圆融.     

论近代狭邪小说对"情"的表现

"情"是近代狭邪小说<花月痕>、<青楼梦>、<绘芳录>的中心观念之一,小说作者不仅以开篇的"情"论醒目地标出,而且借小说人物或叙述者之口反复予以强调.三部小说都较好地处理了情与欲的关系,在狭邪风月的描摹中表现出重情斥欲、不涉淫亵的优雅风度,超赵了历来淫秽污臭的"风月笔墨",但因对"情"的真正内涵的把握存在严重缺陷,不能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和用情资格论,因而难以达到<红楼梦>"将儿女之真发泄一二"的思想高度.     

论柳宗元"卓然自得"的散文理论

柳宗元在散文理论方面多有卓见,"文以明道"是其理论核心.柳宗元所明之道是孔子的儒家之道,他强调道的实践性,主张文道并重;他提出了以"诚"为内质的作家修养论;他论述了诗文两体的基本分界;他提倡"卓然自得"的创新精神,并以自觉的美学意识丰富了其散文理论的内涵.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中国经验:哲学与人文学的沟通何以可能——兼论人文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

中国古典学术自来就有以文学(包括艺术)、哲学、史学作品等诸种人文学术形式明道、传道的传统,其明道、传道使用的是广义的"意象语言".中国人文学的意象语言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本然陈述、经验陈述与隐喻陈述,它们构成中国人文学文本的基本单元,并往往在同一个文本中交错使用.人文学可以明道与传道,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此乃基于宇宙万物"道通为一"的原理.在人文学的文本中,这种"道通为一"以转喻、提喻与讽喻的方式出现,它们分别与史、诗、思这三种不同的语言叙事风格相对应.     

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旂续《通鉴》异同之探讨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都是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这两部书著录时间相近,具有共同的时代特性,都注重正统,强调史学的经世宗旨,但它们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却表现出“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王氏强调“史中求鉴”,重视事功,体现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薛氏则注重“史中求道”,强调道德修养的力量,表现出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     

殷周"地-母"崇拜与原始本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流范式,是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二元架构,但在周<易>体系成型之前的殷代宗教及殷、周族源神话中,"地-母"不仅因二者在生生繁衍上的同态意义而受到初民社会的崇拜,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一种朴素的一元本体论观念.这一点又与历史文献所传周<易>体系之前的殷代<归藏>之"易"颇多偶合.     

试析戴震论“理”与“性”

戴震是清中期学术发展至高峰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不仅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而且以考据为基础重建了自己的义理体系.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述中,围绕"理"和"性"两个核心的范畴,戴震不仅提出了其离开形气不能谈理的宇宙观和以血气心知言性的自然人性论,还对宋儒以理欲相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遂情达欲的社会学说.戴震理欲观和血气心知学说的提出,对人们消解理欲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人性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从上博简《诗论》第20号简看孔子的"民性"观

"民性"问题是先秦儒家一个重要理论观念.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这个观念不仅见诸<论语>一书,而且在上博简<诗论>中亦有重要表述.从<诗论>简文中可以看出,孔子通过<诗·鹿鸣>体悟到"币帛"在礼仪中的重要作用;并且由此而看出"民性"所固有的对于和谐的追求.相关简文由<诗>而论及"民性"观念,是认识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