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传播视野下的解读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知识、思维方式和话语的三位一体,是西方对东方他者的想象。文章就东西方历史中的想象诉求进行分析,并把东方学本身当作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放在人类东西方传播的大背景下给予解读。作为一种单向传播的话语,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东西权力博弈的结果,是西方权力向东方渗透的水到渠成。尽管当前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情况,但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控制下的东、西方平等交流仍是一种梦想。     

中国的文化转型如何坚持传统话语立场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最核心要义是文化的转型,即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以西方工业文明价值为支撑的现代文化模式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历程中遭遇巨大挑战。任何文化的转型都无法脱离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语境,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须坚持传统的话语立场。只有超越二元对立模式、破除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盲从和重估传统文化价值,才能在文化转型中坚持中国话语立场。     

萨义德思想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民族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处境,建国的目标遥不可及。生长在西方的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在中东政治权力、文化身份被淹没的情境下,挺身而出并投身到巴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萨义德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认识充满矛盾,他在理论上明确反对民族主义,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强烈真挚的中东情结和民族身份认同感注定了他的民族情感倾向。本文通过考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萨义德思想,挖掘萨义德思想中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呼唤民众起来斗争的内涵,以使更多热爱和平的人理解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     

谈德里达对文字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德里达认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重要表现,因此,他在其解构论的基础上批判和解构了结构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形式以及二元对立、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他意欲解构结构主义,而其所理解的结构主义是人的一种先验的建构,而不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如劳动和游戏的建构,忽视了历史结构性。他反对写作的"在场形而上学",却把虚无和在场截然分开。他通过"延异"、"痕迹"、"隐喻"等策略反对写作和文字结构中的二元对立和基础主义,但并不能就说其具有"意识的虚构性"、"语言的隐喻性"和"叙述的话语性"。     

萨义德视域的再反思:被颠覆的文化霸权

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和《文化帝国主义》等著作中,借助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剖析和批判了西方人研究东方的东方学,揭示了在西方文化中东方学是一种霸权话语,它使东方人被当做"他者"而被观看、被描述、被贬低,并试图探索出颠覆文化霸权的策略,以求得东西方之间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虽然萨义德颠覆文化霸权的策略在现实世界有它的局限性,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如何与霸权国家相处,怎样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反对霸权主义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规训: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与策略——解读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后现代思想大师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通过对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社会对犯罪的惩罚形式的变化轨迹的历史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赖以组织与存在的政治技术——“规训”的强大而微妙的作用,并揭示出西方现代社会的监狱式组织结构,深刻地反思了现代理性带来的人类生存困境,从而解构了启蒙主义所塑造的现代性神话。福柯对知识、真理与权力的共谋与同构关系的揭示,更是道出了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隐秘真相。他的微观权力理论则是对马克思的阶级、经济权力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也是对整体革命理论、二元对立思维的质疑。     

空间与时间的自由游戏——《坎特伯里故事集》中的戏仿与解构

杰弗里·乔叟的诗体短篇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该作品首创了英雄双行体，为乔叟赢得了“英国诗歌之父”的美誉。作品一方面通过戏仿西方传统中的一系列典型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让弱势方对强势方施加权力来颠覆组合中的权力层级关系，还以更多细节打破各元素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突出组合的不稳定性，最后通过模糊概念元素之间的边界来彻底解构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呈现意义的“自由游戏”和“不可判定性”，展现了乔叟在文学思想上超越同时代(甚至后来数个世纪)的独特性与先驱性。     

“东方学”与“西方学”——读萨义德《东方学》

东方学是以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权力话语。东方世界也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 ,与西方优势文化遭遇时则产生了西方学。西方学有其东方的本土结构 ,它与东方学共同建构了统治全球的文化霸权 ,启蒙与解放就是为了摆脱其奴役的努力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萨义德知识分子观的分析与启发--读《知识分子论》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其影响是巨大的.通过从思维自觉性、角色选择和标准选择三个角度解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可以了解他整体的知识分子观.同时,对中国"士"文化背景下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特征的人格双重性及其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加以剖析与概述,在提出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状应予以关注的基础上,主张将萨义德关于西方世俗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当代理论引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发展路途中.从而使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焕发时代精神,以独特的形象推进现代化进程.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     

民国时期回族的国家认同重构研究

社会范畴化虽然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路径,但是却塑造了人的群体资格,进而成为了人完成社会认同化过程而建构认同的基本前提.社会赋予人以多元的群体资格,而人则形成多元的社会认同.多元的范畴资格对应着人们内在的“认同库”,各种社会力量则成为“认同场”上激发一重或多重认同的主要因素.在此过程中,回族的国家认同得到了彰显与强化.捕捉民国时期回族国家认同的表征形式,进而分析其建构、重构过程,刻画出其借助大众传媒而“传播扩散”模式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