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

《入殓师》是2009年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节获奖的一部日本电影,这部电影中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冲撞,既有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影片中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冲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化”的冲突。日本社会长时期以来具有集体化的特点,个人一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传承“家”文化的集体化特点并没有消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企业的家族化。但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人物小林,却是一个没有集体文化背景的个人。其次是“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冲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原罪”的特点,日本文化中则有“羞耻”的特点,影片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理念,对抗社会和家人要他放弃的压力,坚持自己喜爱的入殓师工作,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西方“罪文化”而不是日本“耻文化”的特点。第三是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在有关父亲的表现上,影片在观念的深层表现出了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愿望,叙述了小林父子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过程,对“家”文化中血缘亲情关系的保持和传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摘要：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论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批评方法和研究观点,在外国文学批评上取得快速发展,已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批评立场、模式和理论。比照中西思想之异同,探讨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将有益于探明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在批评立场上,以翻译引进和充分运用西方文论这两个阶段为基础,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正处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阶段,要坚持“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原则,即以中国思维为主导,力求中西贯通,展现我们的世界主义视野。在批评导向上,面对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先导且频繁建构/解构的趋势,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六观说”等中国诗学原则,中西互鉴,推进审美批评。在批评方法上,面对西方批评根深蒂固的“定义—分析”修辞学模式,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中国诗学的“整体观照法”,不仅促进审美批评,而且实现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     

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视野下章太炎的礼俗观——以《订礼俗》、《礼隆杀论》为中心的分析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中,章太炎对中华传统礼俗从其“用”与“原”上重新确认,认为要以中华礼俗“辨华夷”、“别文野”。这且成为他早期“排满”的理论依据之一。章氏立足近代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文化实践,通过其礼俗观念的清晰表述,谋求重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体现了他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与政治目标。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雅斯贝尔斯论交往的条件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交往的条件,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语言、爱等三个方面,其中的“主体性”条件指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其参与交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语言”的条件指任何交往都必须以可理解的语言为前提,“爱”的条件指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彼此谅解。交往所需依赖的这三个条件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主体性是“语言”和“爱”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主体性,交往主体才能掌握“语言”,并具备发乎内心的真诚的“爱”;“语言”和“爱”是对主体性的深化,只有掌握了“语言”,并了悟了“爱”,主体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交往。     

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浙军”的现代境遇

“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文学浙军”取得了独特 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表现在吴越风情、吴侬软语和江南文体三方面。与此同时 ,“文学浙军”也面临如下挑战：对吴越传统文化的正确体悟问题,如何面对上海文化带来 的影响及缺乏创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问题。     

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该文从消费文化价值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消费区域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绪化与情绪中性”7个维度构成,除“人与宇宙”维度外,其他6个维度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华中7个区域表现出显著差异。最后,文章探讨了研究结果在市场营销管理上的运用。     

理论旅行与话语归置：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

中国当代文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近40年的理论旅行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完成了从哲学思想到社会文化再到文艺批评的理论杂糅过程,并以“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运动式”等方式实现了话语归置,最终导致生硬的理论催生、明显的理论研究跨界现象、突出的理论的强制阐释等现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拿来理论”,后现代主义使当代中国文论充分融入“理论的全球化”过程。但经过了理论旅行、话语应用和知识传播之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缺乏问题方式与思想表达上的同一性,造成了思想话语空间的混乱、空疏、简单和重复,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思想板结状态,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深入当代思想文化的肌理机制。     

中美主权与人权之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现在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是否定国家主权思想的总体现。美国的人权学说继承了洛克、卢梭等人的思想。美国将人权思想因素注入外交始于罗斯福。中国主张主权高于人权,应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优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而为全世界广大人民享受各项人权创造必要条件。2000年中美关于主权与人权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      

从交际中的“微笑”看俄汉民族文化差异

微笑是人类独特和微妙的一种面部表情,是人类的体态语言.面部表情和语言一样烙有民族文化的印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交际中“微笑” 的规则也不相同.本文从交际的角度探讨了“微笑”在俄汉民族文化中的差异.     

中国文化自媒体对外传播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迎来了新局面,越来越多的新媒体被应用到文化传播中,自媒体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传播方式,为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以自媒体“李子柒”为例,讨论如何善用自媒体做好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以期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有所助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学的三次争论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因应于中国局势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动,西方汉学家诠释《孟子》时,在“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争论涉及到论辩双方不同的哲学预设和诠释方法,争论的焦点亦高度相关于他们的现实关切与政治选择,尤其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选择.一批卓有影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孟子》成为西方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乃至现代中国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     

语言距离下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策略研究

语言距离是影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应依据语言距离实施分层传播策略。笔者以WALS语料库中192个语言特征为指标,具体计算51个样本国的语言距离,并以此为依据将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目标国划分为四个层次,其中对语言距离相对较小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国家,实施重点传播,建立相对更为复杂的文化传播体系;而对于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国家,提高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意愿,增强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动力,减少因语言距离所带来的高额传播成本和交流风险;同时逐步在上述四个层次国家中依次开展具针对性的文化交流、实施汉语等级考试,以及建构新型对外传播平台等分层策略。     

再论“以美育代宗教”——兼与李丕显、赵惠霞先生商榷

“以美育代宗教”论于理有诸多未通处。人类精神需求与活动之丰富性、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结构、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宗教仍有其生存之理由 ,审美与宗教各自独特的文化功能不能相互代替。“以美育代宗教”论在中国无传统与现实文化基础。人文学科内部亟需相互交流。     

聚焦与提升: “查海遗址”文化品牌

座落于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居民的村落遗址,被尊称为“中华第一村”。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它的发现对于追溯人类的文明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从“查海遗址”文化保护现状来看,这一文化品牌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打造“查海遗址”文化品牌迫在眉睫。聚集与提升“查海遗址”文化品牌,对于延伸中华民族文明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与实践:国家传播学发展的新气象——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针对国家传播的理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一带一路”发展以及国家传播研究等诸多议题,近百位专家学者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中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就国家政治传播与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对外传播、网络媒体空间中的国家传播、“一带一路”建设视野中的国家传播研究、国家传播研究的话语学视角、国家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等6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全面的交流和探讨;研讨认为,国家传播的伦理秩序、研究主体呈现多重新向度,应逐渐尝试去西方化,重视不同范式之间的更替和累积性的理论建构;尤其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及媒介机构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跨区域问题解决方面进行深度沟通,还应利用“话语转向”的建构主义安全化理论来面对国家/国际安全的重大挑战,为中国叙事全球化架桥铺路。     

试论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古今中西”文化观

毛泽东提出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观点;邓小平提出了以“三个面向”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江泽民则强调在文化建设上“以我为主”、“双向交流”、“开拓创新”．我们应当学习、研究这些思想,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性骚扰的法文化审视

性骚扰,是国际人权组织和许多国家密切关注的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围绕性骚扰的遏制,许多国家已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在我国,性骚扰还未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探讨性骚扰的法文化背景,是基于挖掘性骚扰的人性本质和道德内涵的需要,进而为性骚扰的遏制奠定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