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力量视角下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南马庄生产者合作社的实践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生产者合作社的实践为分析依据,对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建与发展的各种内生型结构力量和嵌入型外生结构力量进行了细分,展示了集体行动的达成机制,进而从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结构性力量的视角提出了达成集体行动的策略建言。     

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问题

集体行动问题是指集体行动中因为个体的理性选择而导致集体选择的结果无法达到集体(或社会)效用最优,主要表现为"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和"阿罗悖论"三个定式.国际交往中的集体行动问题源于两个因素:不确定性和国际政治市场失灵,它们严重制约着国际合作的发生和持续.建立国际制度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促进国际合作的顺利进行.     

合作社何以供给安全食品——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数量迅猛增长。 合作社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采取供给安全食品的 集体行动,对于从供给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论文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调查了 7 省 10 家 供给安全食品的合作社和 5 家未能供给安全食品的合作社,对比了合作社采取集体行动的内部因素,考 察了影响合作社供给安全食品的集体行动的外部因素,认为合作社领导的道德资本是合作社供给安全 食品的第一要素,健全的新制度供给、选择性激励和可信承诺是主要条件,解决安全食品的销路是促进 合作社供给安全食品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外部条件。     

基于政策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博弈分析——一种博弈分析的视角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从过去的命令与附庸走向现在的协商与合作的转变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治理文明的大势所趋,也是区域一体化的要求,走出过去行政区划治理的非合作博弈的困境,探求中央与地方合作博彝新型关系的条件和可能,成为本问题思考的重点.如果能够把政策制定的合法性与政策执行的高效性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放在多次重复博弈的框架中进行博弈,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和论证说明.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集体行动的困境：落后地区制度长期失效的原因

经济学将制度视为个体参与人从各自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状态，运用现代博弈论的框架内讨论问题，将制度分别看作博弈规则和博弈参与人的策略均衡；制度亦可视为一种公共物品的消费，众多经济当事人的长期重复博弈实际上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由此导致的困境必然带来制度失效。尤其在广大落后地区，制度的制定、执行及监督诸过程都充斥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博弈，从而导致我国落后地区制度的长期失效。     

逆强奸何以为罪：一个博弈论的视角

强奸之所以为罪,是因为它是对性秩序的最大触犯;强奸之所以严惩,是因为它严重侵犯了男性的性产权。传统社会是男性同性博弈,因而性权利是单向的,逆强奸之所以无罪,是基于两性博弈的结果。随着生育与性的分离、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现代社会演进为男女两性博弈,因而性权利是双向的,逆强奸不为罪不仅仅侵犯了男性的性权利,它还同时侵害了女性的性权利。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博弈论分析及其启示

将博弈论应用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中,通过高等教育相关利益者的一致性分析,借助合作博弈模型,证明了高校最优联盟的存在。该联盟的存在是高等教育合作各方为获得共赢局面的集体选择。     

从合作博弈再看"禁刷风波"--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奥曼理论的简单应用

始于2004年6月的禁刷风波是银商合作的一次冲突,重复博弈的情况下,解决冲突的办法是从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的转变,这正是奥曼的理论在实践中的一点应用.     

艺术何以可能?

艺术社会学的通常研究试图处理＂艺术是什么＂的哲学命题。由于过分强调审美的时代和社会条件,常常招致＂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①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将问题视角转向＂艺术何以可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将艺术视为集体行动,研究多方参与者构成的不同＂艺术世界＂,并尝试以＂常规＂作为中心概念来分析艺术世界里形形色色的社会互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82出版的《艺术世界》。以两个核心概念为线索,本文结合包括音乐、绘画、雕塑、电影和其他艺术门类的现象评述了《艺术世界》和贝克尔的其他一些相关研究,并对他拓展一般社会学行动理论的努力进行了讨论。     

从博弈论的视角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

文章目标是建立理论模型说明我国农村信用社整体改革的正确取向.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拟用博弈论的理论和方法把农信社的改革模型化,通过一个博弈模型,说明当前农信社合作化改革不可能成功,而市场化改革以及在农信社体制外创办真正意义的合作金融组织才是我国农信社改革的方向.     

博弈视角中的中国拆迁困局破解：从非合作博弈到共商双赢

拆迁是土地资源受限时城市扩张与改造的必然现象,一个整体利益提升的局面何以陷入困顿,源头上是博弈标准的缺失,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假设"成了强大的助推力量,博弈的非合作性最终导致拆迁困局的形成,解决拆迁困局的基本逻辑可以设定为:以共商双赢为目标,为达到共商双赢的目标,需以明晰产权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为起点,建立以祛除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假设"、双方充分公开信息、保证程序正义等为主要手段的基本路径。     

集体行动如何可能？

来自各个不同学科的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发展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即扩展理性选择理论模型的边界,从而使之能够成为研究社会困境和集体行动的基础.首先我将引入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克服社会困境这一问题,然后本文将分六个部分来进行阐述.第一部分,简单回顾目前流行的理性选择理论对社会困境所作的理论预测;第二部分总结概括目前理论界对完全理性模型的过度依赖所提出的各种质疑,这些质疑是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提出的;在第三部分.我将讨论两个主要的经验性发现,表明当人们成功地建立可以借助互惠、信誉和信任来克服短视自利的强烈倾向的条件时,人们就能够达到"优于理性"的绩效;第四部分,探讨建立第二代理性选择模型的可能性;第五部分,和大家共享这个理论的初步设想;第六部分是总结,检验当我们把互惠、信誉和信任置于一种经验导向的行为主义的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时,会有什么意义.     

合作原则之博弈论新解

随着经济学的语言转向,格拉斯一贯无法回答的人们在话语交际中为什么要遵循合作原则的问题终于有了新的解释。语言经济学家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制序,伴随着经济交换而产生,受先天的自然规则的制约;合作原则反映了话语双方的一种二元线序关系,是话语双方博弈均衡的结果。     

从博弈论的视角解读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和谐.和谐与博弈有可通之径,社会和谐是一种博弈均衡.利益博弈中和谐社会的构建应消除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对抗情绪,建立良好的合作心态,在公正的制度规范下,"理性人"辅以"道德人",共赢渐进.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阐释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在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由于个体的理性行为,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的情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集体决策困难、公共产品的过度使用都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表现。建立一种选择性激励制度、监督机制以及有利于相互信任机制运行的外部环境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行路径。     

作为经济社会学议题的集体行动——从奥尔森到科尔曼

经济社会学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因奥尔森的研究进入人们的视野,因科尔曼的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本文将集体行动放在经济社会学的背景中去讨论,重点论述奥尔森及科尔曼关于集体行动的不同理解,并将他们的理论放在中国经验里去检阅,并进一步讨论结构与行动,以及集体行动在中国如何可能的问题。     

法学视角下集体行动的概念与性质辨析

由于"群体性事件"概念不能蕴含现实中存在的群体性冲突的维权属性,具有内在缺陷。以"集体行动"概念指称这类群体性冲突,可以涵盖它的维权特性,弥补上述不足。从法学视角来看,集体行动是公民行使联合行动权利,维护自身生存权利、经济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法律行为,它是公民宪法权利行使和人自我发展价值追求的体现,具有宪法上的渊源和伦理正当性。     

从博弈论看多哈谈判

世贸谈判顺利进行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促进国际贸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的多哈谈判却停滞不前,难有进展。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多哈谈判问题作了分析研究。     

区域合作背景下政府间协议的一个分析框架:集体行动中的博弈

基于博弈思维,构建集体行动中的合作博弈分析框架,将区域政府间协议引入合作博弈框架进行分析。区域政府间签订和执行协议的过程,就是集体行动合作博弈的过程,在对合作博弈参与者的人性假设、博弈效用、策略选择等要素构建的框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区域政府间协议是集体行动合作博弈的结果,并从博弈视角分析区域政府间协议运行中各地方政府的动机、激励、博弈效用和机制设计等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各政府间通过协议推动合作已成为区域行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即契约行政方式,基于协议的区域契约行政方式实现了区域内各参与主体的重复动态博弈,累积了各地方政府间的互信与共识,帮助形成信任基础,从而实现共赢的博弈均衡和区域公共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