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     

四大奇书是“集体创作”吗?--与徐朔方、徐永斌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小说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史.明代四大奇书又大致上都经历过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传播、演化、不断被加工、改造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将这类小说的创作途径概括为"世代累积",无疑是合理与正确的.但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则已在无形中贬抑了最终写定者的集大成之功;而若进一步将其排除在"文人创作"的行列之外,就更滑向极端之推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并不符合四大奇书之创作实际的.     

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现代序言中,胡适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通过对“四大奇书”技艺“本领”的关注、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细致“考据”等方式,为“大胆的假设”等“科学”定性寻求证明之道。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序言批评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展开现代重构,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批评引导,最终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批评扩充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亦是一种新的经典构建思路,不仅增强“四大奇书”的多元意义,亦有典型的方法借鉴价值。     

论张竹坡批评《金瓶梅》康熙本

张竹坡(1670—1698)评点本《金瓶梅》,在清代流传最广,影响较大。张评本,全称《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评刻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元1695)。 竹坡把《金瓶梅》又称《第一奇书》,表明他肯定《金瓶梅》的历史地位,是继承了冯梦龙等的小说史观与四大奇书之说。《平妖全传》得月楼刻本序文(楚黄张无咎述,约1620年),把明代四部长篇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水浒传》、《金瓶梅》与《三国》、《西游》不同,是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海外学者看《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海外学者对它的研究相当热衷.从翻译上看,《西游记》译本遍及各国.在南朝鲜,金龙济1952年译成了《西游记》为最早;在越南,现只有瑞定1961年译的《西游记》一种;在日本,以西田维则(笔名口木山人)从1758年开始据《西游记真诠》译成的《通俗西游记》;在英国,最早是1913年李查(Timotny Rlchdrd)据《西游证道书》译成的《天国之旅》;在法国,     

《金瓶梅》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中叶以后问世的一部优秀白话长篇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列为四大奇书,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而且也深为日本人民所喜爱。 (一)《金瓶梅词话》的传入日本《金瓶梅词话》的最早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宝永(1688—1704)年     

"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

"四大奇书"的出现反映了章回小说文体从发生走向定型的全部过程.首先,"四大奇书"在文本上经历了从词话本到文人改定本的渐变,在创作上经历了从"世代累积"到"文人独创"的转型,这个过程可视为章回小说文体产生过程的缩影;其次,"四大奇书"分属不同题材,以不同的叙说方式开创了章回小说四大类型的叙事模式,体现在题材内容的类型化与文体形态的定型化两个方面;复次,"四大奇书"确立了章回小说的评价体系,成为检验后世章回小说艺术水准的标杆,并造成续书与仿作层出不穷.此外,"四大奇书"提升了古代小说的文体地位,改变了人们的小说观念,在从"君子弗为"的"小道"上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说部"的过程中,"四大奇书"起了关键作用.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

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往往植根于具体作品的批评之中。明代各具特色的“四大奇书”,就为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四条不同的道路。其中《金瓶梅》一书,从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以下简称《新刻》),到清代的张竹坡,再到现代的鲁迅,都称之为“世情书”。它不同于《三国》描写古代的帝王将相、兴废争战,也有别于《水浒》刻划超人的英雄豪杰、刀光剑影,更大异于《西游》虚设奇幻的牛鬼蛇神,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检讨

徐朔方在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前辈学者关于世代累积型作品论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明代四大奇书的综合考察提出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一些学者赞同并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了该理论,也有学者对其立论基础和立论依据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揭示了早期长篇小说编创方式的某些相似性和总体特征,但这一观点本身有其负面影响,而且在应用范围或文学类型上被作了不恰当的延伸。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进行疏理、讨论和思考,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阐释和评价内涵丰富而又风格各异的中国古代小说。     

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举要

宋至清对庄子之文学评论主要有三个:其一,对庄子文学地位之评论。或称其书为"子书中第一部醒眼文字",或尊其为"文章家鼻祖",或将之列入"宇宙四大奇书"、"天地四大奇书"。其二,对《庄子》文本之评析。涉及《庄子》文本的总体艺术审美特色,内、外、杂各部分之特点,各篇要旨,还具体到节、段、句、字,颇多精当之说,体现了前人对《庄子》文本钻研、涵咏工夫之深。其三,庄子对后世作家、作品影响之探析。涉及《庄子》对诗、赋、散文、小说等各类文体之影响。     

明代反理学思潮与小说戏曲的兴盛

（一）明代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长篇小说的崛起，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后被人并称为“四大奇书”（李渔《三国志序》）。固然，这四部小说的故事素材来源甚早，除《三国演义》是纯粹的历史故事演绎之外，《水浒传》和《西游记》源自宋、元话本，《金瓶梅》则是以《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为引子并移植、借用其他话本故事而成。然而，作为具有完整结构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明代中晚期的产物，而长篇小说突然在其时大量出现这一小说史乃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的形成，则显然与文学思潮的…     

创见与误读：论浦安迪“中国小说的兴起”研究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16世纪中国小说,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以反讽为主要方法改造“说书”传统和民间素材,极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形成“中国小说的兴起”。浦安迪之论在世界小说史上为中国小说争得一席之地,其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中西互释、古今融通的方法都颇值得肯定与借鉴,对研究者不无启迪之功,在海外汉学家中亦属凤毛麟角。但创见与误读瑕瑜互见,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如运用反讽过于宽泛,对小说中的反讽实例解读或可商榷,将小说人物的塑造问题过于简单化等。     

明代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传播

明代是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的重要时期,明代军事活动由于其内在较强的流动性,在关羽信仰的传播和普及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明初的卫所移民,到明中期的嘉靖倭变,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对关羽信仰的传播,特别是对边疆、沿海等关羽信仰薄弱地区的传播,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而为清代关羽标准化的国家崇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话本小说的奇书文体、转折性结构和劝谕图式——以《八洞天》为例

"奇书文体"是话本小说文体特征之一,而转折性结构则是形成"奇书文体"的重要叙事策略,同时,话本小说普遍存在的"劝谕图式"构成了"转折性"深层次的结构模式,它控制并支配着话本小说转折性结构的形成和运作.因此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是"劝谕图式"控制了话本小说"奇书文体"的形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及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构成了"奇书...     

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在运河区域具有较广泛影响力的漕运信仰.以往的研究在有关金龙四大王的最早记载、成神原因及最初形成区域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且未就这一信仰形成的过程进行解读.本文认为,金龙四大王最初是在江南地区形成的,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江南地区漕运负担加剧,从而在信仰层面形成了以护佑水运、漕运为主的神灵崇拜,并沿运河传播开来.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过程典型地体现了官民互动的结果,官民双方力量的对比或态度的趋向会影响到对民间信仰的价值评判--是淫祀还是正祀.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金龙四大王因在信仰的取向上更加契合国家正统理念,因而官方致祭的色彩越来越浓,最终被列入国家祀典,淡化了原有的民间性、地域性立场.     

俗语文化的学理审思——以《金瓶梅》为例

俗语是指在陈述事物、事件或关系的基础上用来形容其他事物、事件或关系的来源于普通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定型定义语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俗语承载的文化尤为丰富。《金瓶梅》作为中国明代白话小说"四大奇书"之一,其中俗语的运用堪称一绝。书中俗语较全面地承载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状和精神文化,具体表现为政治扭曲、法制淡薄、道德沦丧、迷信盛行,以及传统文化失衡。俗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中既有精华亦有糟粕。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内核,对俗语进行有效扬弃和引导。     

四大奇书与《红楼梦》中人物刻画的反讽艺术

反讽在西方小说中源远流长,而为中国传统小说所缺乏。直到明清长篇小说的创作,作家才开始较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四大奇书和《红楼梦》中,作家创造性地运用大量反讽手法,对中国小说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人物刻画方面,反讽特色表现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