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行走者"形象分析

"行走者"是贯穿中国摇滚始终的一个形象.梳理中国摇滚十多年的脉络,我们看见,行走者离我们越来越近,其形象却越来越小;他的姿势由行走变成了奔跑,其意识却从清醒走向了迷惘,从痛苦走向了狂欢.由此,中国摇滚完成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文化转型,从中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     

现代精神"浪子"的先驱——鲁迅文学世界里的自我精神形塑

20世纪初是一个大量产生精神"浪子"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给传统"浪子"形象赋予了更多的现代精神内涵.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作为永世流放的"异乡人","浪子"是寻找的主体,是肩负时代启蒙重任却又置身于虚无之境的知识者.鲁迅笔下的"狂人"、"过客"、"孤独者"等"浪子"群像,也是鲁迅对自我精神形象的变形书写.     

"牙人"及其"恶人"形象的塑立

牙人,古称"驵侩",中国古代中介人,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其在人们心中的文化形象却与他们在经济史上的地位及其不相称,中国传统重农思想以及牙人自身弊端造成这一现象.     

得意与忘"形"--19世纪美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异"之诠释

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美国这一民族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同时也体现了美国自觉意识的觉醒.他们利用东方中国的他者形象来企图达到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目的,但是由于相当程度上的想象和偏见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中呈现了大量并不公正的中国"幻象".     

"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尤金·奥尼尔剧作中的"逃遁者"形象

尤金·奥尼尔剧作中塑造了一大批"逃遁者"形象,他们在一个封闭、远离现实、充满诗意的过去或幻想的世界里游荡,灵魂无所归依.从形态分析,生成动因对"逃遁者"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剧作家笔下折射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惑.     

论霍桑笔下的"自然人"形象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创作出了一系列"自然人"的形象.霍桑笔下的"自然人"形象,都生活在远离尘嚣的自然世界里,他们蔑视清规戒律,热情地追求自由,与道德沦丧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罪恶格格不入,代表了和谐的精神和力量.他们虽有统一的性格特点,但其命运却不尽相同,而从这种差异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作家关于"自然人"的思想发展过程.     

从"写实"到"主义"——论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

在20世纪的中国,写实主义文艺的重心曾经从"写实"本身的"主义"转移到政治的某种"主义",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即令"写实主义"服役于"三民主义",演成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其形成带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因应抗战建国和批评普罗文艺的需要,而其实施则暴露出政治目标与人文内涵的冲突.张道藩对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建构和阐释显得中正、平衡、和谐,虽倡导有力的国家文艺,却又试图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由和人权,遂使其三民主义的国家文艺思想温和无力,最终走向自我消解.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玄妙之"象"与生命之"境"

古典文学界把意象当作意境的构成元素是值得商榷的.在实践上,意境理论不能概括所有的中国诗歌,存在大量有"象"无"境"之作;在理论上,意境与意象在适用范围、内涵、性质、形象的审美特征上各自有别.这说明,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文化变迁中,意境取代了意象,从玄妙难解走向生命体验,显示着意境对意象的超越,这也同样证明它们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进一步加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是必要的.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