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刑罚思想初探

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刑事法治思想,在指导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就中国的刑罚问题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思想。江泽民的刑罚思想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非监禁刑乃刑罚轻缓之必然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的原因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刑罚不是对抗犯罪的唯一的有效的手段,社会的文明要求刑罚应由严酷到缓和,由以监禁刑为主向以非监禁刑为主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慎刑恤狱”的法律文化思想是相符合的,它是人性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节约刑罚成本的需要,也是实现刑罚目的需要,也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我国现行的刑罚是以监禁刑为主的重刑结构,所以,必须完善立法、加强司法,逐步实现刑罚的非监禁化。     

论刑罚的理论基础

目前,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问题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基础的定位不清,即刑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不清.传统刑法关于刑罚目的"报应与预防的统一"的界定仅仅是从行为中心主义理论出发的阐述.事实上,刑罚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行为中心主义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犯罪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的统一.刑罚的理论基础研究应从刑罚的设定--量刑、刑罚的执行--惩罚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不能混为一谈.量刑与犯罪具有质的同一性,亦应以行为主义为中心和行为人中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而惩罚则只能以行为中心主义理论作为基础.混淆量刑、惩罚与行为中心主义、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关系就会使刑法理论、立法建构出现问题.     

论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刑罚失衡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犯罪数量也急剧增长,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是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犯罪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我国在运用刑罚手段来控制犯罪时却存在刑罚失衡的问题,这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失衡。刑罚结构性失衡加剧了社会中既有的分配不公,制约了刑罚功能有效实现,对解决城市化背景下的犯罪问题产生了阻力。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中国古代的刑罚起于原始社会末期,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从单一的惩戒手段几经演变,形成了体系完备、等级差异明显、社会调解功能广泛的刑罚体系。时至近代,这些刑罚制度逐渐落后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至1911年《大清新刑律》颁布,正式宣告中国古代刑罚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论非监禁刑的人性基础

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即不对犯罪人监禁、不剥夺其自由的刑罚。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非监禁刑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和管制。刑罚适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与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长期以来刑罚以剥夺人身自由的监禁刑为主,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犯罪也随之增多,特别是累犯和惯犯的增多,使人们看到监禁刑并不能实现人们预想的目的,而非监禁刑因为其符合人性的要求,在当今社会被广泛应用,成为实现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     

生态犯罪的刑罚研究

长期以来,人类以大自然的主宰者自居,向大自然展开了索取与剥夺的持久战.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重要性认识的深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不断反省自己污染环境、破坏自然的行为以及对策.然而,在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影响之下,传统的刑罚手段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甚微.鉴于此,应在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为中心这一新的价值理念指导下,改变现有的生态犯罪刑罚手段.根据我国具体情况,适当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生态刑罚经验,在我国刑罚中增加资格刑、行为刑等一系列适合生态犯罪的刑罚种类.同时,根据生态犯罪获利性的特点,增加罚金刑的适用力度,将罚金刑提升到主刑地位,与其他主刑并科适用.在适当调整各类生态刑罚手段的适用条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全新的生态刑罚体系,以期对保护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     

实然的规定与应然的选择--对现行刑法第五条通说的质疑

刑事古典学派主张罪刑相适应原则,近代学派主张刑罚个别化原则,学界将近代学派之观点归入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据是不足的。从实然层面看,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之规定依然采取视罪行轻重置配刑罚的模式,并非像有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包涵有刑罚个别化的内容。从应然层面看,刑罚轻重的置配既要罪刑相应,也要兼顾刑罚个别化的要求,但作为刑法基本原则应该以仅反映罪刑关系最基本的内容即罪刑相适应为宜。     

轻刑化研究

人们对于刑罚轻重的评价标准是以其对受刑罚侵害的利益的认识为转移的.随着人们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提高,人们对受刑罚侵害的利益就会看得越重要,因而也就越能感受到刑罚的严厉.因此,轻刑化的呼声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强烈.刑罚改革只有顺应这种要求,才能得到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拟从轻刑化由来、必然性及我国刑罚体系中轻刑化的体现等几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于受贿罪刑罚配置完善的研究

中国刑法在受贿罪刑罚的配置上存在不少问题与漏洞。在受贿罪所配置的刑罚中应当废除死刑,提高自由刑的最高刑期,提高假释、缓刑的适用率,进行行刑的社会化改革,增加适用罚金刑和资格刑并对资格刑加以完善。     

海德格尔晚期讲座中的马克思问题

海德格尔在其后期的“四个讲座”( Vier Seminare)中较多地评论起马克思。1966年海德格尔将马克思视作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影子；1968年海德格尔部分地承认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不同于黑格尔；1969年海德格尔通过对实践与理论之关系的比较再次将马克思还原为黑格尔主义者；最后，在1973年，海德格尔阐明自己解读马克思的非政治方向，并把马克思定性为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家和虚无主义者。海德格尔的马克思解读有其开新的一面，但总体而言误解大于创见。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基本特征的揭示过程中 ,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思想。认为社会历史发展道路 ,既是统一的 ,又是多样的 ,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不仅指出了俄国革命道路 ,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关于社会历史进程问题和社会历史尺度问题 ,马克思亦做了辩证的阐述。     

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阶级斗争的革命观念的统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构中,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形态的变革,尤其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革命是两个重要的研究向度。这两个研究向度的紧密相联,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是经济学层面的历史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而经济学层面的历史理论研究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应用。马克思以阶级斗争革命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其旨趣是批判和根除资本主义制度。但马克思主义由于逻辑的要求而随同自己的对手资产阶级进入经济领域,这决不是在它所批评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依旧是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虽然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机制合乎理性主义的规律性,但马克思对于生产的批判性和历史性理解,摧毁了抽象的生产存在,凸现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改变生产力的作用和意义。从否定后现代理论意义上说,马克思看重经济却不会因为生产机制的优势而接受理性主义和机械的历史观。     

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深远意义

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首先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平台,即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但正如党的十六大修改过的新党章所申明的,共产主义是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做实体性界定的同时,马克思还从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层面,提出了对共产主义的非实体性理解,即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实体性的平台,还是哲学视域中的意义、价值和情境,其核心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在对象化活动中所面对的各种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回归。所以我们不能用标准、条件等实体性的尺度去衡量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他提供的是一种新的方向和维度,虽然对象化的诸多矛盾难以在未来某一天"真正解决",但共产主义应该坚持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方向,要具有解决这些矛盾的意义、价值和功能。这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真实涵义。共产主义在全部"世界历史"中生成绝不是一句空话,它就存在于现实活动中,存在于我们的实践中。所以,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努力工作,积极实践,同时保持共产主义的操守和情怀。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是最有生命活力的学说 ,其根源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求实创新的革命风格。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史 ,其中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极富理论创新精神 ,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回顾这一段历史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江总书记“七·一”讲话的基本精神 ,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念和科学态度 ,指导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地推向新世纪     

从学理层面重新审视阶级的概念与理论

本文梳理了西方学术界自马克思以来关于阶级的概念与阶级分析的发展脉络,分别阐述了马克思、M.韦伯和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等学术流派的观点。马克思与M.韦伯分别确定了两种阶级分析的学术范畴,后继的学者则按照这两种学术范畴对他们的阶级概念进行了解读与重新定义,但是新的定义导致了阶级概念更为模糊,阶级概念成为了社会科学与政治斗争中一个颇受争论的核心概念。自198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者与新韦伯主义者都致力于研究阶级概念的操作化问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可供经验研究的理论框架,两条阶级分析的脉络自此逐渐走向了融合。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Holistic Study of Marxist Doctrine ——The Inner Logic and Implications of Marx＇s Philosoph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詹姆逊的空间化思考：从超空间到认知测绘美学*

詹姆逊的空间化思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和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分期，他实现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批评，提出超空间这一后现代概念，以建筑、文化、绘画和电影进行空间分析，并建构认知测绘美学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拯救之途。他的理论贡献构成更大范围的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的一部分。     

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和物化--评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思想的批评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是通过对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划分来批判资本主义的,按照他的分析,抽象劳动包含了物化.他还试图通过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的转换来揭示这里所存在的物化关系.这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的误解,又表现了他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角度.他对于马克思的三个弱点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他和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的不同的视角和目标.     

从阶级革命论到技术决定论——浅析高兹对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方法的改进

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深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异化理论和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对马克思的技术中性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亦有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