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回忆在上海参加鲁迅先生的追悼会

1936年,我在上海从事新文学运动。10月19日上午,住在一起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鲁迅先生逝世了。为什么知道得这么快呢?因为我们旁边住着一位木刻家力群同志,鲁迅先生一逝世。就有一辆汽车来接他去为鲁迅先生画遗容。 鲁迅的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里,悼念活动举行了三天。这三天我跟同房间的搞新文字运动的同志每天都去参加悼念活动。殡仪馆那里真是人山人海,一条马路都断绝交通了,外国巡捕在维持秩序。给致哀的人     

反省于内面:聚焦看客原形,正视人性卑污

“看客”是鲁迅以文学形式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艺术透视的聚焦点之一。像挖掘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样,鲁迅借助“看客”形象的刻画来开掘人的病态,显示灵魂的深,以逼迫人们反省于内面,“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 梁启超曾经尖锐地指出,“旁观”二字代表了中国人的性质,“无血性”三字是中国所有人的当有物。他在《论私德》一文中分析了“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的原因,强调“哀莫大于心死”,造成了这“不痛不痒之世界”。鲁迅更是无不悲哀地对“看客”做了彻底的价值否定:“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     

三十年代后期有关鲁迅文化精神和文化地位的研究

鲁迅的逝世震惊了千千万万的人,从文化界到其他各界,到人民大众,以至世界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人们.似乎直到这时候才较全面地看见了他的伟大.“治丧委员会”、鲁迅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也没料到消息报导、悼念和研究的文章会那么多.《鲁先生纪念集》、《鲁迅逝世纪念文献资料选编》那样大的规模,也只能收编一部分,远不全备.这两本书中很值得注意的是,对鲁迅的认识普遍超越了文学范围而看作文化巨星了,更多的人看到了他在多方面的贡献和价值.     

在历史坐标系中看鲁迅

鲁迅处于整个中国从古代趋向现代这种转型期的客观环境中 ,主观上极端敏锐深邃的思维能力使得他比常人更为敏感地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异常沉重压抑的负荷 ,更为深沉地理解全部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状。鲁迅将自己的空间视野投向了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轨迹 ,从启蒙主义的起点出发 ,最后归结于思考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建构。他的“立人思想主张 ,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入思考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解剖和激烈批判以及对改革国民性的悲观却又决不妥协的实践” ,都显示出其异常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并使得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伟大思想家…     

论鲁迅与文化问题

鲁迅先生不只是一代文学巨学,更重要的,他还是旷代文化伟人。他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挺立在中国历史上光明与黑暗的急剧更替期,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期,创造与起飞的紧张预备期。“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它某一专门领域,而是以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骋目于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之恢宏天地,骋目于中国历史转折时期阶级斗争的总形势来看的。所以,他又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论鲁迅的改革思想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鲁迅的改革思想是他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的标志之一,其特点是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表达了整个民族渴望富强、摆脱困境,置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伟大心声.同时,也极为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中国社会改革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毫无疑问,从思想文化角度,探讨鲁迅的改革思想,对于整体地认识和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规律和特征,揭示出它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和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鲁迅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世界文学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文学中的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6月14—19日在牡丹江镜泊湖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台湾省以及韩国的鲁迅研究专家、学者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世界文学中的鲁迅”这一议题,对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世界文学对鲁迅的影响;海外的鲁迅研究状况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从而拓展了鲁迅研究新的领域.现将研讨情况作一综述: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过去在对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只谈及外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很少谈到鲁迅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其实鲁迅在外国文学界也是有影响的.首先,鲁迅的作品已经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承认,在美国文学界和评论界已公认鲁迅是世界性的伟大作家;在原苏联早在二十年代,盲诗人爱罗先珂评论鲁迅说;“鲁迅是属于作为人类明灯的作家之列……鲁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而且是世界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三十年代,苏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波列沃依也说:“在我们苏联和你们中国的新文学发源地屹立着两个巨人,这就是高尔基和鲁迅.”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学习鲁迅论文学艺术的民族特点

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无一不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以此取得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丰富世界文学艺术宝库的。鲁迅先生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创作的民族特点,他在这方面有过许多论述,并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鲁迅先生把显示自己国家民族的特点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要求。他曾说过创作要“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者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关于作品能否打进界世,他这样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他又说,“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文艺贵在独创。而显示民族特点应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鲁迅强调中国的文艺创     

“鲁迅文化”及其传播

<正> 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活动的成果.两千多年前的《易经》已经认为,文化就是按照人文来进行教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突出了人的能动作用,创造作用,所以,人们干脆把“文化”称为“人化”.而从文化发展的具体阶段来考察,文化巨人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他们深刻地体现了特定时代、地域、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特色;另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沿革与发展又起着突出的作用,尤其在文化转型期,更为突出.这样,人类历史自然形成的不同文化类型,有时甚至可以用某位文化巨人作代表.世界文化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文化巨人反过来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同样,中国文化的成长与发展,是与历代文化伟人的贡献分不开的.中华民族文化大放光芒于世界文化之高塔,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效应,其杰出代表的历史功勋不可抹煞.如果说,孔子代表了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其特征是“早熟的人文主义”,那么鲁迅则代表了中国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从古代的孔子到现代的鲁迅,中国文化大厦的支柱无比坚固,     

鲁迅与《中央日报》副刊

前期的<中央日报>副刊是很有特色的进步副刊,对其鲁迅是持有支持的态度,在孙伏园的中介下鲁迅与这一副刊发生了一些关系.鲁迅在1927年2月在香港的两篇讲演稿<无声之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分别于3月23日、5月11日在<中央日报>副刊得以完全地与公众见面.在讲演中鲁迅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一以贯之地剖析并对港英当局进行了强有力批判.此外<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引起了一场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的风波.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下)

《鲁迅日记》所载经济收入 上海时期 (1927～ 1936年 )　　鲁迅 1926年 8月从北京南下厦门大学,本来计划是至少有两年好好进行教学研究,但不到半年即决定流动到广州中山大学;又不到半年,毅然放弃了丰厚的待遇 (月薪 500元等于今 1.75万元 ),于 1927年秋天离开广州经香港抵达上海。 　　他敢于这样做,并不是“破釜沉舟”,而是得到两个主要的经济保障： (1)北新书局提供鲁迅著作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每月可收入 200元以上。 (2)通过老友许寿裳和老前辈蔡元培的支持,聘请鲁迅担任“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 300元。加上稿费…     

一个修正主义路线的吹鼓手——从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说起

“四人帮”中的吹鼓手姚文元,一贯以“理论家”、“文艺批评家”自居,今天发文章,明天出专著,他到底鼓吹些什么?撕去他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其本来面目,他是一贯把王明路线奉若神明,把周扬等四条汉子捧为祖师爷,恶毒攻击鲁迅的政治骗子。翻开姚文元一九五九年精心炮制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以下简称《巨人》)一书,就一目了然。在那里,他摆出一副“研究鲁迅权威”的架式,打着“学习鲁迅精神”,“用毛泽东思想研究鲁迅战绩”的幌子,向共产主义者鲁迅大放冷箭,对抗毛主席关于评价鲁迅的指示,卖力地为王明路线招魂,为“国防文学”翻案,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立足本土 放手拿来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象鲁迅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永远给人以深刻启示的总清算。从民族启蒙的需要出发,他以异常犀利的笔锋向封建传统观念发动了总攻击。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坚决,认识之深刻,威力之猛烈,斗争之彻底,在中国可谓第一人。而他自己也就在这种清算与批判中同封建传统观念实行了彻底决裂。但是,并不象某些人所误解和指责的那样,鲁迅完全割裂和抛弃了民族传统。恰恰相反,他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和体现者,是我们民族的真正代表。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气质,以至他的爱好都是中国的,都深深地打着中华民族的烙印。可以说,没有中华民族文化,就没有鲁迅。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鲁迅所以能成为文化革命的伟人,还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把自己囿于传统之中而不与外界接触,鲁迅也决成不了鲁迅,充其量不过是黄宗羲、顾炎武或吴敬梓、曹雪芹式的人物。是时代成就了鲁迅。20世纪初年,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吹进了新鲜的空气,输入了新鲜的血液。鲁迅正是在继承传统而又容纳新潮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了成熟。     

《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辟谬

今年二月,《书林》第一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沈鹏年同志的文章:《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大意是说,在“五四”运动之前,经周作人推荐,鲁迅就读到了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的《体育之研究》等文,因而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关切:“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又读到了毛泽东寄赠的《湘江评论》,认为该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是值得重视的一篇好文章”.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次年四月,鲁迅终于在八道湾寓所跟毛泽东会面.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地畅谈了半天”.以上情况,都是鲁迅研究史上前所未闻的事情,自然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加之有几家报纸又相继以“摘要”的形式转载,更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