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偏颇 实践维难——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是对此前现当代文学学科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评判作家、作品的第一标准进行的合理而深刻的反思与颠覆。此举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思想背景是当时广泛的思想、文化的"重写",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在浪潮过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     

对"重写文学史"与"重返'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出现了许多种重写的实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一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返'新时期文学'".重写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部分彰显为主流,而把曾经是主流的部分再压抑和遮蔽掉;这种文学史叙事和建构方法,初看起来新鲜、别致,然而其视野却趋于狭窄化,终难达成全景式或整体性的文学面貌.究其原因,恐怕是立场的模糊不明导致了视野的逼促.因此,提倡注重人性的启蒙文学史观,或许会开拓重写的局面.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中国文学史著作亟待重写

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功绩不小，但问题不少，亟待重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应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一是应描绘出历史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应充分而明确地展示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层的内在客观规律，并将这规律的揭示体现和贯通于整部史著．二是应最充分鲜明地显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以促进未来文学的发展．要讲民族性格（如表现于文章之讲气势气象）、民族心理（如重内蕴含蓄）、民族思维（如尤重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民族文字（如其优势、性状、特点和规律）、民族文论（如体系、理论、术语）的特色。要以文学观念的更新去对文学史作当代审视或现代阐释．三是评论作品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尤重艺术特性．四是应包含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这互相沟通交融的两部分。五是以往的文学史著有些重要观点和指导思想很需商榷：如几乎一律采取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只能起源于劳动说这种谬论．撰写史著的指导思想并非真正民族化现代化的文学思想，其实质是苏式的掺杂点西洋、本土的东西，而并未消化融汇，故需彻底更新；新史著要有宽广长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世界文学史的对应参照；其规模和气度要与泱泱文学大国相称媲美，等等。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三统":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观念"批判

古代文学史作为现代史学之一部,借鉴现代历史观理解和阐释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多方反思自身的学科特点,与历史有意拉开距离,强调重视文学本身特性的研究.这固然很有必要,但也带来了以下问题: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依然承袭着现代历史观;另一方面,没有反思和修补与传统史学的断裂,也没有充分注意和同步跟上史学研究本身的新观念、新实践.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观念"面临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等方面的丰富资源,需要各有扬弃,彼此融合,以新的历史观推进学科发展.     

陈思和90年代重写文学史理论的新启蒙精神

通过描述和分析陈思和关于重写学史的最新论述，认为陈思和表述于90年代的重写学史方案一方面固然具有强烈的反化激进主义、非精英主义色彩和某种后现代主义倾向，但是，启蒙主义仍不失为其深层的逻辑基础。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从“重写文学史”到“古代散文史研究的反思”

文学史应该写什么在理论上并无分歧,还原历史与解释历史都在于说明文学史的基本规律。但在实践中,对文学史运行规律的探索仍然没有解决。古代散文史的研究亦然。除了习见的朴学、历史、美学或说逻辑、实证的研究之外,我们需要比较的研究,以在作家、作品、流派、风格等的纵向或横向的联系中看到文学同异的形态,以助对文学规律的理解。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问题

由于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学思想史的兴起还是晚近的事情 ,所以这一学科目前仍然面对一些尚未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例如何谓文学思想史 ?文学思想史从发生学上是如何产生的 ?文学思想史与社会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以及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它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 ?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重写文学史——十七年历史小说的地位及再思考

60年代初"爆发"式出现的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独特风景。然而,在对历史小说的描述和评价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权威教材和研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空白或遮蔽。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历史小说进行思考,以期对历史小说的地位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中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然把理 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