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东海神祭祀探析

元代东海神祭祀属岳镇海渎祭祀范畴,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代较为重视包括东海神在内的岳镇海渎祭祀。通过文献梳理和碑刻资料补充印证来看,元代东海神祭祀内容丰富,祀典礼制较为完备,在中国古代岳镇海渎祭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蒙元初期内丘的扁鹊祭祀文化考探

蒙元初期,河北内丘的扁鹊祭祀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时期内丘扁鹊庙中涌现了大量的碑刻,扁鹊祭祀亦因忽必烈两次遣使代祀得以与"岳镇海渎"祭祀联系起来,甚至比同时期的三皇祭祀更受重视。宋代对扁鹊文化的推崇,加之蒙元初期涉政医者和儒臣的共同推动,使得蒙古族统治者顺利接受了这一汉地民间信仰,并利用其产生的良好社会舆论巩固了"邢州大治"的成果,使内丘的扁鹊祭祀成为国家统治策略与民间信仰的一次成功结合。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城隍神与土地神祭祀在清代豫北地区的争夺

清代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已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再是尚未实现人鬼结合的神。城隍神代表清代的朝廷意志,官府往往充当朝廷在地方实行社会控制的代言者和执行者。土地神则代表地方势力,既包括基层城乡民众,又包括对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乡绅。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在祭祀事务上时而合作,时而斗争。总的来说,在豫北祭祀的争夺中,官方占据优势。     

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

清初对台湾统一问题的重视,使清王朝对海神妈祖赋予了极大关注与推崇,并于康熙十九年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更随着对台统治、琉球外交与漕运等国家大事对天妃神灵的依赖,清廷对她一再加封,并多次御赐匾额。雍正十一年后,天后还纳入各省沿江河地方祀典,享春秋二祭。嘉庆二十二年在都城建成国家性质庙宇,由中央朝廷派遣圆明园官员定期祭祀。祭祀规格上,取少牢之祭,行“三跪九叩”礼,配有简单乐舞。有清一代,共加封妈祖十五六次之多,封号多达62字,这对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民间神来说,是极大的褒宠。     

伏羲祭祀变迁中的文化内涵分析

作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伏羲始终被历代所祭祀。在被祭祀的历史中,仪式的文化内涵不断发生转换。各个朝代不同的社会背景、统治策略、思想观念,决定他们对伏羲祭祀的不同政策取向。伏羲不仅被看作信仰主体,更多的是被当作某种历史记忆性资源,在现实社会中被选择与再造。     

汉初异地群巫参与朝廷祭祀的政治文化意蕴——《史记》相关篇目的对读

西汉初年征召异地巫师进京,参与朝廷的祭祀,有着特定的政治背景。异地巫师来自晋、梁、荆三处,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均属要害之地。异地巫师所参与的祭祀,体现出鲜明的楚文化特色,有的是楚地原有神灵成为祭祀对象,有的祭祀乐曲用的是楚调,楚人尚巫的传统也得到继承。这些祭祀还使得社神得到格外的重视。所选择的祭祀对象及所用的歌词,有的起到为西汉朝廷歌功颂德的作用。在相当一部分祭祀中,巫师所出的地域、祭祀对象的性质,与地望星宿的既定配置形成对应关系,反映出祭祀设计者的博学多识和构建体系的匠心。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     

西安地区东汉时期墓内祭祀现象研究

两汉时儒家“孝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思想的影响下，不仅流行墓上祠堂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葬俗，当墓主下葬后，在象征着“地下祠堂”的前室为墓主举行祭奠仪式，墓室封闭后，墓内的祭器与祭食就象征了对墓主灵魂永恒的供奉。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的墓内祭祀遗存较多，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体现出汉文化的多元统一性。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秦汉祭祀综义

祭祀是古人精神生活中的大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祭祀的意义也便复杂起来,除了原有的崇拜自然、迷信鬼神、纪念祖先、缅怀英灵等含义之外,它还成为统治阶级实施精神统治的重要武器之一。须知:一系列繁缛而神秘的祭礼对人们的束缚,并不比几十万军队所起的作用逊色!因此,对历史上各种祭祀活动不应简单地斥为迷信而不屑一顾,相反,倒是需要认真进行研究的。本文即拟以秦汉祭祀为对象,试图做些综合整理及探索性工作,旨在抛砖引玉,求得师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清代统治者祭祀长白山的实质是封禅

本文对清代统治者祭祀长白山的活动形式及其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实质是：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而举行的一种国家典礼——封禅     

帝王庙的祭祀规模

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北侧的历代帝王庙．是我国现存惟一的祭祀中华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和文臣武将的明清皇家庙宇．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历史见证。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距今已有480多年的历史。清政权入主北京之后，对其进行了改建和重修，并继续沿用，成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历代帝王和功臣名将的地方。从明嘉靖年代至清末。历代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     

春秋时期的祭祀与政治传播

在商代和西周,祭祀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到了春秋时期,祭祀依然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依然为政治家们所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祭祀权与王权合一的局面被打破,祭祀权作为权力的象征正面临着名不副实的危机.与商代、西周相比,祭祀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和威仪,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西周以来为严格等级宗法制度而设的祭礼,在春秋时期处处显得不合时宜.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相矛盾.由此,祭祀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有时传达政治的意义,有时传达个人的意志,有时甚至徒具形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祭祀的政治传播功能在逐渐地丧失,并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网络祭祀发展的SWOT模式分析

祭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寻根拜祖的社会仪式。作为传统祭祀方式的延伸,网络祭祀出现于公元2000年。然而经过十一年的发展,这种祭祀方式仍未在公众中得到普及;在学术研究中,网络祭祀也同样缺乏关注。本文借用SWOT模式,分析网络祭祀的优点、缺陷、发展机会与威胁,多角度探求网络祭祀发展受困的根源,探寻网络祭祀突破发展瓶颈的进路。     

五斗米道与先秦古蜀象牙祭祀之间的联系

先秦古蜀的象牙祭祀和兴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都曾先后出现在古蜀大地上,这二者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权统治、外部环境和社会发展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内涵联系为:都是以为各自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服务为目的,都是作为维系宗教组织统治的重要物证,都是巴蜀土著文化中自然崇拜、巫鬼文化传承的结果,都是维护经济秩序、控制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尽管二者年代跨度较大、差异较大,但二者之间却有着传承、递进、维护借鉴等关系。     

浅论南岳衡山的祭祀文化

南岳衡山祭祀文化起源于先民对山川的原始崇拜,虞舜时期开始最早的祭祀活动,到隋代对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庙祭祀,唐宋朝形成高潮。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活动尤其繁盛。南岳祭祀文化体现了我国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祭祀传统,不仅是南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