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     

哲学史的涵义

几乎没有一门理论学科与其历史能够象哲学与哲学史那样,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把对哲学史的重新诠释作为自己研究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里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哲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其本质是什么?哲学史为什么会成为哲学创造的思想源泉?显然,这是哲学史方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确立如下思想:(1)哲学作为文化精神之“硬核”,集中展示着人的本体论存在状态及内蕴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基本矛盾,体现着主体对这一基本状态之根本改变的终极关切;(2)哲学史是人类在历史维度中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对自身本体论存在的分裂及矛盾冲突之展现和逻辑融通过程,它既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史,又是自身存在状态的表现史;(3)因此,哲学的对象研究和哲学史的元研究本质上是统一的,哲学史是哲学的存在方式.     

对哲学史与哲学的现象学先行追问——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的构境论解读

海德格尔从现象学的解构立场出发,对传统的哲学史和哲学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史研究并不是追逐哲学家思想和文献的什么绝对的虚假客观性,而是与之发生一种复杂的解释学意义上的争执.哲学不应该是某种理论传递中现成知识点的说明,它缘起于对原有思想追问中的先行确立,由此生成哲学之思的前提条件.哲学不是知识传递,而是追问之思.     

张载哲学之天道观及其落实

张载哲学之出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天道观方面.这种哲学史上独特的天道观在张载晚年的著作《正蒙》中得到了集中的阐述.文章以一种论证的形式重新陈述张载哲学之天道观,并把其中隐含但却没有直白的思想显明.这样一种陈述之所以可能也正因为《正蒙》一书的系统性.     

对“原子论是古代素朴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命题的思考

我国各大学的哲学诗坛上,通行着一个公认的观点:原子论是古代素朴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这一观点明确地体现在各大学的哲学史教科书中。但教科书只是把这一观点作为结论提出来,几乎没有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而是如何看待古代哲学和整个哲学史的枢纽之一。这一观点是对整个古代唯物主义的概括,并关系到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的形成,因而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要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要探索欧洲哲学史的内在逻辑,有必要对这一观点作深入的思索。本文只是对这一问题思考的一点体会。     

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底色及其反思

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以哲学史叙述为基本形态。哲学史的叙述为中国哲学引入了哲学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也使得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规范与方法。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和问题框架将在历史世界中发生的、朝向恒久之道的经典世界转变为思想文本，将在场景化具体经验中展开事物之理的表述策略转变为概念与范畴的抽取，二者的理论后果是以哲学史为底色的中国哲学可能既疏离了经典中隽永的经验世界，也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下经验。从中国思想传统的经典性与历史性分析出发，通过“即事言理”思想方法的剖析，中国哲学获得一种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哲学思考与经验结合的方式能激生经典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独特方法和表述策略如果被视为一种通用的哲学方法，也可以推动面向当下经验的世界哲学建构。     

“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科学-哲学并行”

传统科学哲学力主"拒斥形而上学"导致了相对主义的思想泛滥,不仅危及科学哲学而且也危及哲学本身,但却不曾受到认真的学术反思。正在兴起的科学哲学史研究倡导"另一种科学哲学",即强调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同在与并存,也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基于康德哲学的基本立场,从"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这一命题所蕴含的"科学-哲学并行"旨意,可以论证或讨论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哲学与世界的统一,从而考量几个前提性的元哲学问题:哲学可能就是知识的观念化,从事哲学研究就是将实证知识提升为普遍观念,哲学史也就是科学变革哲学的历史。倾听科学话语可能是我们救治哲学观念迷茫和时代精神错乱的必由之路。     

从笛卡尔到胡塞尔: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三次变换

哲学是一门不断提出问题并且不断解决问题的学问,哲学史研究者也主要从哲学问题的角度来探讨哲学的演变.但是,哲学家们在思考问题时都有一个规范他们怎样思考的框架.重要的地方不仅在于哲学家必然在这个框架内研究哲学问题,而且更在于这个框架决定了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把它们表述出来.这个框架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不同,对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会由此而不同.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省思与哲学史的重构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一书尝试性地阐发和运用了一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拓展和泛化为一种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而对罗格.斯克劳顿所阐发的"哲学史"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讨论,对冯友兰所实际运用和阐述的"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呈现和辨析,也有助于推进对"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理解和论述。     

从本体论诠释学到经典诠释学

一 伽达默尔坦言,"像古老的诠释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序"[1]<第二版序言>)>,他所关注的是"超越我们的意愿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明言之,就是在理解过程真实地呈现在我们意识之中的东西,亦即构成人的此在的存在状态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人人生而平等,自有其存在的根据与合理性,那么,构成人的此在的理解就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     

“正说”应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凡涉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必然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等关系问题.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所谓"批判",应是在全面深入理解基础上所作的内在性的批评,而不是毫不相干的外在批评;所谓"原创"和"创新",不应是一味追求标新立异或剑走偏锋,而是在真正全面继承的基础上所作的开拓,是扬弃(既保留又克服);弘扬传统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而是调动并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其中的某些因素介入、参与、批判、提升现实,促使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问题域与学科性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深入研究作为其核心内容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正是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再度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原因。为了推动学术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和主题的思考,本刊编辑部邀请几位学者以专题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理解、阐释历史唯物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修养:中国哲学的道路

修养历来被哲学所忽视,以修养为特征的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资质也一直受到怀疑.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哲学与人的生存状态相关,哲学有不同的形态,就能发现,修养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仅具有伦理倾向,而且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修养不仅是中国哲学的道路,而且是具有"哲学"根本意义的人的活动,这种哲学为新时期哲学的发展和哲学观念的更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深刻启示

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而由这三者构成的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在今天,要破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迷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潮,我们就应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复归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     

走向"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就实质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与其说是一种意识范式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后意识的身体范式的哲学;与其说是以意识→范畴→宇宙为其哲学图式的话,不如说是以身体→两性→族类为其哲学图式;与其说是以事物之还原的分析主义为其哲学方法,不如说是以生命之生成演变的系谱学为其哲学方法。走向"身体哲学",才能认识到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才能使中国哲学研究告别以西方哲学为元话语的庞大叙事,同时,我们也才能使中国传统哲学与人类哲学新的时代精神接轨,并继往开来地使其重焕生命的青春。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中把哲学等同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并用真正的实证科学指称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出发去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考察方法,因而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至于我们现在能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这取决于我们对哲学概念本身的界定。俞吾金教授以海德格尔对于哲学研究对象和实证科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为依据,将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这种说法无论从文本依据上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是不能成立的。俞吾金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中央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相关译文作了修改,但他对译文的五处改译要么是画蛇添足,要么是错误的。     

论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既不取他早期"哲学是求好之学"的定义,也不采纳胡适的哲学定义,而是通过哲学的分类以显示哲学的内容和意义,并以此为标准来取舍中国哲学;同时,又对哲学的性质及功用、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冯友兰关于"两种哲学史"的划分、关于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关于哲学史的分期等,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