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知行观──中国知行学说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的知行观──中国知行学说的科学总结马志生知行关系问题，即人类认识和实践这两种能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优秀文化宝库中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历代哲学家对这一人类认识史上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

<正>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     

船山知行观与知行统一SSCI

知行关系是我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历代大哲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最热心讨论的理论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和程朱的“知先行后”说。而船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各种知行关系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船山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深入的探讨,从而把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知行之辩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历史特点

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开始对人类的致知过程与践履过程作比较自觉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知行学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知与行的各个环节,阐述了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知行之辩展开的过程。在知行之辩的演进过程中,一些哲学家着重强调了行对知的制约性,并由此触及了由行到知的过渡环节及知本身的验证与实现过程;持相反看法的哲学家,较多地在先验论的形式下,突出了知对行的规范作用;另一些哲学家则试图在不同的基础上融合二者,并进而克服知与行的分离。随着知行之辩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逐渐达到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形态。     

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

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道德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基本手段。利益和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就为道德知行差异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以简历造假为例,阐述了运用成本收益法分析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大学生道德知行差异的原因,提出了缩小道德知行差异的对策建议。     

从孙中山看中国近代知行观念的更新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未曾发生西方式的知识论转向,而是发生了中国特有的知行观转向.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他对知行范畴作了新的界定,重新探讨了知行关系,强调知与行之间的统一不再表现为单个人的"知行舍一",而是社会范围内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得出了"知行分任"的结论.     

船山知行观与近代湘学认识论

近代湘学的认识论,主要体现在知行观方面.王船山的知行观,是他哲学思想的精髓,一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另一方面则有返本开新的意义.他在批判理学、心学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知行相资"的新知行观.船山的知行观,强调实践,主张力行,呼吁变革.船山的知行观影响了近代湘学.近代湘学中有一条注重实践、强调"应变"的认识论思想线索,这条线索是从船山的知行观衍生出来的.湖湘文化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认识,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源泉之一.     

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

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围绕二者孰先孰后的轴心进行的 ,这种观点存在疑点。实际上 ,公平与效率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是不可同得的对立关系 ,而是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价值体系相适应的统一关系     

朱熹知行观的理论创进和主要特色

朱熹的知行理论是在继承孔孟和二程思想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其中在知行的轻重关系上,朱熹强调以力行为重,但不以知为轻,实际坚持的是行知并重、相须互发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看法与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知重行轻"、朱熹"行重知轻"的观点迥异其趣。     

正义实质之历史渊考

在阐释正义的实质内容时,人们常常因为立场的不同与观点的分歧,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所有的论述均没有脱离平等与自由,通过对正义论证的历史渊考,可以进一步看出,古往今来有关正义均停留在平等与正义的纷争上,论及的焦点要么是孰先孰后,要么是试图调和两者的关系,这也彰显了正义的实质——自由与平等。     

论顿挫美

“顿挫”美的类别“顿挫”美是具有多种类别的形态类,不限于诗歌、散文,而且普适于小说、戏剧。这就可以看出,“顿挫”美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美学形态,涵盖面甚为广泛。现分类探讨于下: 情景的顿挫美在文学作品中,不同形态的情景具由不同的美学结构和审美效应,孰优孰劣,不可妄加轩轾。诚如王国     

不能把思维与存在同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混为一谈

刘怀惠在《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撰文认为,要正确理解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除了应从思维入手外,还必须弄清思维与存在同物质与精神这两种关系的区别。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种认识关系,而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则是两种现实之间的关系。物质和精神是两种存在、两种东西、两种力量。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为两条根本不同的认识派别,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划分的。用对物质、精神孰先孰后的回答划分“唯物”、“唯心”不具有普遍性,而用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回答划分“唯…     

我国道德生活领域“知行分裂”现象解读

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仍然处于困境.处于困境的突出表现在于道德生活的知行分裂,即人们对伦理规范的认知与道德践履相互脱节、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要实现知行统一、走出道德建设困境,必须弄清知行分裂盛行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找到有效的对症之策.     

古典文献语境中知行关系的发生学研究——以《史记》“异代合传”为核心

本文以《史记》“异代合传”提供的文献语境考察知行关系这一中国思想史的核心命题的发生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特征。在古典文献语境中，知行之间借助言语实践这一媒介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了兼容知、言、行三种要素的逻辑结构，因此，知行关系超出认识论而同时成为政治哲学和修辞学命题，其政治哲学内涵即司马迁所谓的发愤言志。知行关系命题在古典时代的逻辑结构和命题内涵对于反省置身于技术体系奴役之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战国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谁”与“孰”

文章以传世战国文献与出土战国文献为语料,考察了疑问代词"谁"与"孰"的频率、询问功能与句法功能、时代性等问题。"谁"主要问人,"孰"人、物并询。战国早期,"谁"作主语较多;战国中晚期,"谁"作主语较少,主要作谓语、宾语、定语等,而"孰"主要作主语,这时"谁"、"孰"在句法成分上形成互补关系。出土文献中"谁"、"孰"的数量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但出土文献中"谁"、"孰"的语言面貌与传世文献是一致的。     

“据果断因”小议

说明因果反映的是对象间的事实关系，推断因果反映的是对象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孰因孰果，前者依据的是事实，反映在关联词语上；后者依据的是逻辑，也反映在关联词语上。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异同论

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知行观的最高发展。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有某些差异。因此,比较“知先行后”与“知行合一”的异同,对我们总结知行关系问题上的思维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