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与理学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载: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苏轼也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一般论者多认为,这场论争不涉及政治或思想分歧,只是程苏二人因个性气     

对北宋道(理)学家程颐的剖析

北宋时代程颐与苏轼的矛盾表现为洛蜀两党之争。苏轼曾上奏章给宋哲宗,表示“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程之党人无不侧目。”在另一奏章里又重复弹劾程颐之奸。在这儿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自诩为继承孔孟千余年不传之绪,又为好些达官贵人所推崇的道学家程颐,竟被指摘为奸人,苏轼的弹劾究竟有无事实根据呢?北宋以后的思想家如朱熹、王夫之等是揄扬程颐而贬抑苏轼的。李贽则讥讽程、朱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迄今为止,学界大多把“古今之争”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制原则的优劣之争.通过解析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发现“古今之争”是西方现代文明史上的一次古今政制之争.     

重议海塞防之争

每当人们论及近代新疆问题,自然就忆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的一场所谓“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过去一般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李鸿章和左宗棠所各自代表的湘淮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近些年来,许多论者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海塞防之争的实质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认为,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对“塞防”论应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但能否以此论定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则似可进一步讨论。     

试论迁都之争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北伐战争迅猛发展,革命势力席卷中原,中国大革命处于高潮之中.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为了控制革命规模,篡夺革命领导权,分裂革命统一战线,挑起了一场迁都之争.所谓迁都之争,“实系由蒋总司令坚持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所在地的南昌所引起的.”①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紧密合作,坚持斗争,终于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取得了迁都武汉的重大胜利.     

略论程朱理学中的人治思想

<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进行过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究竟是作为统治者个人的“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法”起决定性作用;究竟是“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一般主张“法治”,而儒家则主张“人治”。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汇佛、道两家的一     

论庄惠之争

论庄惠之争安继民（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思想充分发展了道家思想的所有方面。惠子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是先秦诸子中最有科学素质和世俗精神的人。庄惠之间那饶有情趣的学术争论，自然会给我们留下诸多启迪和思考，本文拟略...     

论苏轼崇尚的容忍

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在他的诸多史论散文中,反复申明了他评判重要历史人物的一条基本标准,就是是否具有容忍这种可贵的品性。容忍什么呢?容忍仕途上的愆蹇,生活中的磨难,经济上的困顿。一言以蔽之,苏轼崇尚遭逢不偶的人,在容忍中求生存,求“发愤之所为作”。     

黄庭坚贬宜山及在宜创作

一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宋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他因与张耒、秦观、晁补之三人同游于苏轼之门,时人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世又有人将他与苏轼并称“苏黄”。书法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黄庭坚生活于北宋新旧党争异常激烈的年代,曾因党争牵累,在政治上几度浮沉,     

人治与法治之争及其启示

在建设法治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反对以人、以言代法 ,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以术治国”、以“治法”为法治 ,这就是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试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 ,又是一个政治家。他一生积极进取 ,虽历尽坎坷 ,但始终能保持一种豁达、乐观的心境。原因就在于他能把儒家主体精神和佛道等各家思想精华兼容并蓄 ,以“无为”而求“有为”。     

“王马之争”会不会“割喉”？

4月3日，在台北的“开南商工”操场，国民党副主席、台北市长马英九正式当众宣布角逐国民党主席，正面挑战国民党副主席、“立法院长”王金平，这标志着“王马之争”公开化、表面化。尽管两人都公开宣布把这次主席位子之争定位为“君子之争”，但由于这场“君子之争”关乎国民党的命运以及台湾政局的走向，自然而然就充满了“火药味”。     

苏轼“大江东”词异文新证——太原永祚寺《苏长公大江东词》碑跋

苏轼“大江东“词(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颇多异文之争,至今尚无定稿.原因有二:一因苏轼本人当时就有原稿与改稿的异文存在。南宋曾裘父《艇斋诗话》就记载苏轼好友陈履常曾见过苏轼将“三国”改为“当日”的手稿。二是苏轼好友黄庭     

重评汤沈之争

明代中叶,是我国戏曲史上传奇创作的繁荣时期。而就在这时,汤显祖和沈璟这两位戏曲家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即戏曲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以前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汤沈之争的起因,是由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引起的。他们认为,明代万历年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这一新的生产关系的新思想也在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内初露头角,而汤显祖则是这一新思想的代表,他要在戏曲中宣传这种“反封建、反保守的民主思想。”相反,沈璟是封建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思想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多年来对胡适与李大钊等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存在一些简单化的观点,其实争论双方都从学理的角度和社会实践的可行性上相互得到了不少启迪。透过这一论争,考察胡适本人的思想以及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分析胡适“再造文明”的思想,对于我国今天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有其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苏轼的诗歌及其时代

苏轼是北宋时期最大的文学家。苏诗闪耀着某种民主自由精神的光芒,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也发展了诗歌的艺术手法。其思想站在“时代前沿”,其诗歌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