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程度与再犯罪关系研究——以监狱服刑人员为样本

再犯罪问题是罪犯改造面临的难题,受教育程度低是再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再犯罪的可能性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的1.3倍.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最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大幅降低.提升服刑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对于降低再犯罪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服刑人员在被监禁期间的文化教育应当受到重视,应努力普及高中教育,鼓励开展大专及以上的高等教育.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对灵活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赋能灵活就业的规模日趋庞大,这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灵活就业工资收入,但互联网工资溢价率存在群体差异性,与中老年、男性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女性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社会资本和职业选择是两个显著的中介变量,使用互联网的灵活就业者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和自雇就业概率。此外,互联网使用能缩小正规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资差异,有利于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应全面普及互联网使用率,促进灵活就业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高灵活就业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不断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个人所得税、高收入不平等与收入流动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2011、2013、2015年的非农个体面板数据,首先对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的累进性及再分配能力进行了考察,然后基于最高收入份额方法及Pareto分布系数方法对高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分析,最后使用multinomial logit和百分数效应模型研究了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1)尽管个人所得税是累进性的,但其再分配能力非常弱;社保缴费中的公积金呈现出累进特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呈现出累退特性,与个税相同,社保缴费的再分配能力非常微弱.2)非农职业的收入高度集中,各考察期内收入最高10％个体的收入均占总收入的三成左右.3)收入最高的个体一般继续保持在收入分配的最高位置,留在收入分布顶端的个体比例大于留在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体比例;在收入分布中向上流动者主要由较低收入个体组成;收入分布中的初始位置、年龄、教育程度、地区变量一般会对收入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产生显著影响;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是所有决定向上流动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教育的启蒙性质能够使人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从而对不平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国有部门就业者和老年人所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体现了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地区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本研究既指出人们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方面的普遍共识,又分析了人们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异模式,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众如何感知和评价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教育收益率的部门差异及其引发的思考——以东部一个发达城市为例

对地区性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东部发达城市的教育收益率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教育的个体经济回报率还存在着一定的部门差异,其中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劳动部门教育收益趋向于越高。对体制内核心部门的分析表明,这些部门对较高文化程度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倾向,针对教育收益率与体制内核心部门对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吸引力之间的不一致,应当对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测量和Mincer方程进行反思。     

性别工资差异中的部门效应分析

性别工资差异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不争事实,运用CHNS2006年的成人数据,采用Oaxaca和Newmark的分解方法,研究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部门,性别歧视都是显著存在的,尤其是在非国有部门,性别歧视显著高于国有部门,说明市场化程度和性别歧视程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且,教育可以减缓性别歧视的程度.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受教育水平城镇以大专以上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工作类型城镇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农村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城镇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农村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离农就业及其分配效应分析

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离农就业活动在典型农业地区的两个理论模型和六个计量模型的对比,发现大陆农村的离农就业主要由同村人的外出就业及收入信息、劳动者的年轻程度等因素所推动,而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人均耕地、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明显,大陆外出离农就业者所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为在农就业者的１０倍,在家离农就业者的增长贡献也为在农就业者的４倍。而台湾的离农就业主要受文化程度、劳动者年轻程度等因素所推动,其离农就业户的收入为在农就业户的２．５倍。大陆的相关政策,除了强化扶贫、改善教育等措施外,还应注重扩大农民的入市权利和机会,以及构造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载体     

云南省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基于1995～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5～2011年云南省内不同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各方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各要素对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建立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对各要素进行实证检验,对比分析单纯考虑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引入要素禀赋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及控制变量等因素,研究这些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我们认为,要素禀赋差异对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的影响,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外贸易对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它与不同的要素禀赋结合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联合效应是显著的,且不同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改善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应对策建议。     

异质性雇佣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失业的持续性

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大量的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并且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具有不同的雇佣成本。基于这一事实,通过建立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文章考察了我国失业的持续性问题。贝叶斯模型选择的结论表明,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较好地拟合了现实数据;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显示,外生冲击下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表现出不同的动态反应,这意味着考虑不同部门的差异是合理的;并且相对于单一部门雇佣成本模型而言,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较好地刻画了失业的持续性特征。失业的贝叶斯冲击分解的结果表明我国存在显著的失业回滞现象,这一发现较好地解释了失业的持续性问题。因此,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以缩小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差距将有利于缓解中国社会失业问题。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与机制

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在收入增长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进行2SLS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居民个体收入的提高。同时，本文通过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与子样本回归结合的方法，证明收入对互联网的反向作用不会威胁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收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65岁及以上居民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得的收入增长越多。机制检验发现：“信息获取主要渠道”是互联网促进大部分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展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     

谁更关心环境？——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检验

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环境关心之间关系密切。本文基于全国的城市家庭数据（CHIPS）研究了影响环境关心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同时利用城市环境污染数据控制环境关心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收入差异、教育水平高低、性别差异和政党参与是影响个体环境关心的显著因素,年龄则与环境关心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经济转型中收入不确定性与储蓄行为研究——来自中国农村家庭面板数据的证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从家庭主要经营产业看,农户家庭收入不确定性最高的都是主营第二产业的农户,主营农业的农户收入不确定性最低.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看,不确定性最低的是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收入不确定性基本上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减小.农户在面临相对较低的收入不确定性时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农民工工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调查

妇女的发展程度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中的弱势。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男女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收入低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94%,女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36%。通过控制人口等变量特征,发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或小时工资都比男性农民工低20%以上。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发现男女农民工在收入上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总工龄、工种对性别工资的影响显著;性别工资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3/4左右,农民工的工资可能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研究

灵活就业是指有别于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工厂、企业的就业。灵活就业在劳动时间、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工作场地、劳动条件等方面,都不如主流的正规部门的就业。灵活性就业在世界上已广为通行。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就业形式日趋多样化,灵活就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在我国,灵活就业人员从其分布看,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者。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非正规部门的概念。所谓非正规部门,是指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一般分为雇佣很少工人的微型企业;家庭…     

教育错配与薪资效应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矫正劳动者教育错配，合理配置人力资本资源，提升人力资本产出效率，有利于我国经济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实现可持续增长。本文筛选了CFPS2016中成人和家庭的数据，将劳动者分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及高收入群体，并对不同收入群体教育错配和薪资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群体都存在着教育不足和过度教育现象，且不同收入群体间所表现出的教育错配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不足多发生于低收入群体，过度教育多发生于高收入群体。从薪资效应来看，教育不足在低收入群体中产生薪资溢价，而在中等收入群体里带来薪资惩罚。过度教育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带来薪资溢价，在高收入群体中，虽呈现溢价状态，但较工作适配者而言仍需承担一定的薪酬损失。     

自助多水平统计模型在代际收入流动研究中的应用

文章首先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回顾,在此基础上运用自助法多水平统计模型对不同年份的CHNS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体属性变量后,农村家庭子女收入受户主收入影响,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代际流动性;文章的结果同时表明农村地区代际流动性不存在中部、东部以及西部之间地域上的差别。最后,文章指出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将会导致城镇居民总体储蓄率的上升;(2)与LC-PIH不同,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显示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在考虑了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著;(3)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对于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4)城镇居民的住房财富水平与其储蓄率之间基本没有显著关系,但户主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性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影响.     

贫困与非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状况及发展趋势

农民收入分配问题体现为收入差异,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与增加收入一样,是保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也同样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收入分配同增加收入是同一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收入分配机制是建立在增加收入的基础上,如果不同个体间收入在既定水平上保持不变,也就不存在收入差距的变化,收入分配机制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也难以产生.为了发挥收入分配机制的积极作用,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就需要正确认识农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收入差距拉大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个体间收入增长不同步,高收入地区(个     

“80后”女性就业质量调查报告

调查数据表明,"80后"女性总体就业率较高,但也存在一些非自愿性失业。从事职业较为广泛,多集中于第三产业,职位级别有七成以上为普通职员,工作收入总体偏低,工作压力普遍较大。因户籍、职业、受教育程度、职位级别不同,工作压力有所差异,所感知的压力源不尽相同。工作满意度普遍较高,职业、受教育程度、职级对满意度有所影响。阻碍女性晋升的因素中,传统观念和家庭影响显著。提高"80后"女性的就业质量,女性自身需学会对家庭与工作进行权衡把握,需提高缓解压力的能力,另外应倡导用人单位进行人本化管理,并积极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