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现有的文献假定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能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与现有的经验证据是矛盾的。并且,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准确揭示财政分权的多种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从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不同时间区域内其影响有所差异,在1994年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1994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在分权的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表现出类似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地区差距。针对这些证据的一个共同解释就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其实是一种不完整和不规范的分权,如果要在保持分权的增长效应的同时,弱化其波动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实行公共财政体制,并在这一新体制下实现合理分权。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新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要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社会保障支出必不可少,社会保障在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新视角,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分析社会保障支出、财政分权的经济效应,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基于Panel-VAR模型的我国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计量检验

本文采用1997-201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anel-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效应;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发展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总人数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金融业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就业总人数对金融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竞争效应抑或规模效应——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权体制下的地方竞争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力,然而近年来地方竞争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本文通过构建分别表征辖区间竞争强度含义的空间细碎化指标和规模经济含义的人口规模细碎化指标,实证分析了辖区细碎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细碎化的竞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竞争的增长效应经历了先强后弱直至消失的过程,而人口规模细碎化对城市规模效应的抑制则越发明显和强烈,进而阻碍了城市特别是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认识和评价地方竞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同时也为中国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整合实践提供了经验支持。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以协整理论为基础,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了辽宁省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及外商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长期内,外商投资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进口贸易却具有反向作用;方差分解表明经济增长的波动主要来自于本身与出口贸易。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反应的常态。这意味着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式分权与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相捆绑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不足、不稳定与趋同以及依靠"政策租"而形成的虚假产业集聚可能是阻碍这种自发协调机制运行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理应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性政策条件——环境技术进步方向视角下的政策偏向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关注政策规制的经济与环境绩效,却并未重视不同类型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偏态情境中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数理演绎不同性质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再结合我国经济数据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技术研发效率和环境政策累积作用的结果,环境政策会通过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改变环境技术进步方向。(2)异质性政策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其作用存在不同的着力点和偏向性。其中,研发补贴政策的清洁技术偏向和产出激励效果明显,而规制类政策的环境质量效应优于研发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U型特征。(3)单一政策干预往往难以破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两难困境,而政策组合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特别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同时实行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单一政策。但最优的政策组合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基于VAR模型的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VAR模型,构建了原油价格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货币政策、失业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系统,着重探讨油价波动对我国一些重要经济变量,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规律。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表明,油价波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货币政策等经济指标变化的Granger原因。通过VAR(2)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油价上升对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有:不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变缓;通过对总需求的拉动及成本增加这样两条途径使物价水平上升;长期内会使失业率增加;增加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整体来看,尽管国际油价及我国的经济变量复杂多变,由国际油价、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货币供应量、失业率这五个变量所构成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和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我国的经济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     

财政分权体制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地级市政府财政自主程度对于服务行业分行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将行业劳动力变更细分为跨地区和跨行业两类指标,结合2004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的面板数据,在区分面板数据类型基础上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这两类指标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一系列影响因素后,地方财权的扩张只对交通、仓储及邮电、房地产和租赁商务以及服务行业劳动力流入产生正向影响,而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和信息行业在地方财权扩张时就业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导致本地劳动力流出。在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中,受地方财权扩张正向影响的行业为房地产、金融和租赁商务,其他行业则会由于地方政府财税自主权的提升造成就业萎缩;此外,地方政府财权自主程度提升会加剧地区及行业间劳动力的流动。     

中国失业问题与财政政策研究

失业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各国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促进就业、控制失业率是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失业与宏观调控及财政政策的关系,揭示当前我国政府及财政促进就业政策的成效和问题,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近期我国缓解失业压力、建立促进就业长效机制的宏观对策思路和财政政策取向。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基本养老保险系统集成度的演化博弈分析及仿真研究

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提升统筹层次、提高待遇充足性等问题，而现阶段养老保险体系改革困境的制度根源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的竞争、制衡。论文针对这一问题，运用改进的捕食者-猎物R-M模型，刻画这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设计实验分析基本养老保险系统的保费博弈。理论分析发现：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基金管理效率，多样化退休收入，不仅能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充足性，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但集成速度过快也会超出市场承载力而导致政策失效。实验结果与理论相符，此外，通过适度提升系统集成度来提高统筹层次能够降低最终保费，且使保费博弈更快达到稳定。     

能源补贴改革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影响研究——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CGE模型,以化石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对象,模拟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资源效率、碳排放及雾霾治理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能源补贴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能源消费强度;不同类型的能源补贴政策方案影响的差异性较大,化石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改善和碳排放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煤炭补贴能有效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极大促进产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会不利于环境改善,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人均资源盈余改善,降低污染物和雾霾排放增速;因此,必须注重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协调性和差异性,短期内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长期而言,应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补贴,更加有利于低碳转型和环境改善。     

中国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吗?——基于马氏域变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对股市的影响。宏观因素选取了工业增加值、消费、出口、通胀率、广义货币增速、利率以及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以反映实体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变动。本文首先利用马氏域变模型对所选变量不同时期所处状态进行识别,进而分析了各宏观经济变量周期与股市周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各序列绝对离差建立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其冲击响应函数研究各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对我国股市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收益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变动都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在大多数时间里实体经济变动和股市波动保持了较好的协同性,股市周期略领先于实体经济周期;M2的快速增长往往伴随着股市的大幅上涨,但股市大幅上涨阶段并不与M2的快速增长相伴;利率调节对股市周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货膨胀对股市收益率影响显著;实际汇率变化周期与股市收益率周期相协同。